读书笔记

    对于组织边界问题，不同的研究理论也莫衷一是。比如我们一般认为组织成员是指在组织内部工作的正式成员。但是，西方管理学中有个“利益涉及者”（stakeholder）理论，认为凡是和该组织发生关联，其利益受其组织影响的人都算是组织的成员。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即成为该厂家的成员，为该公司提供原材料、资金的其他厂家或股东也是其组织一员。这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该公司的行为涉及这些人或组织的利益。而一个人或组织只要在这个公司中有利益（stake），即成为“利益涉及者”，都应该被看做是该组织的一个部分，都应该被纳入组织研究之中。由此可见，玺织和组织边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组织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解释说什么条件导致一个组织某种功能的外在化，又在什么情况下把它内在化为什么生产同样产品的组织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等问题。
是在大厅里围了很多隔间，但它有规定：普通职员的围子很低，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在干什么；如果当了管理人员后，围子就高一些；级别越高，围子的高度也越高；如果是“副总裁”（VP）则更高，雇员要走进围子才能见到经理。这里的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在物化结构上有这么大的差异？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按照钱德勒的说法，这是因为有个规模效益问题，组织可以把很多资源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有效率的组织管理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在这一环节中，组织管理起到了“有形的手”这一重要作用。

很多组织研究的起点是韦伯式的组织。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一概念，即我们可以将同类现象或事物加以抽象，提出一个理想模式供分析讨论。组织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可以抽象出它们的一些基本特点，提出一个理想类型。韦伯提出科层制组织（bureaucracy）有以下特点：第一，有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制度；权力和职位相关联，并且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它是理性组织，通过规章制度来提高效率。第二，科层组织内的官员（official）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在组织里有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专业化的人员，其毕生职业生涯追求的就是在组织制度里不断获得晋升。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不同于韦伯式组织，中国文人进可以“学而优则仕”，退可以“采菊东篱下”，这不是韦伯意义上的职业化官员。第三，科层制组织一定是建立在理性一法理权威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式的、理性的组织。后来人们把韦伯描述的这种组织称为“韦伯式的理性组织”。韦伯是把这类现象日纳为“科层制组织”这种理想类型的第一人，因而被称为组织社会学的鼻。
科层制组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科层制组织是个历史现象，家庭和自然村落是先于科层制的组织形式，而科层制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出现才盛行起来的。韦伯认为科层制正式组织的出现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组织都更有效率。正式组织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要求高度的协调和严格按照时间效率办事。任何其他组织形式都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这种需要，而科层制组织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专门化训练的人员和管理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层制组织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这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但它们都竞争不过用科层制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韦伯认为，科层制组织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当年普鲁士军队十分强大，打了很多胜仗，重要的原因是它采纳了科层制形式从而比其对手更具有战斗力。一个国家政权采取科层制组织形式就更有能力去获取资源、动员资源。因此，科层制组织应运而生，并被广为采用。
    只有这些现象相互结合时才会产生市场失败的问题。威廉姆森的基本思想如图4所示。我们可以把这四个概念分为两组。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相结合，或者投机性和小数现象相结合时，才会导致信息阻滞问题，导致市场失败。在这些条件下，市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如其他形式（例如等级组织形式）更有效率。因此，市场和组织之间不是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的优势和弱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换言之，市场和组织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供人们选择使用。例如，一个企业是自己制造某种部件，还是从市场上购买？它的行为决定受到效率机制的影响。这里的效率要考虑到交易成本。我们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威廉姆森的思想。投机行为为什么容易在一次性博弈（一次性的买卖）时产生呢？这是因为一次性博弈后双方不再交易不再承担这次交易的任何后果。但如果双方的交易是在一个组织之内进行，这就是重复博弈的情形。如果人们在组织中采取投机行为，其行为后果就会有持续的影响。因此，组织可以更为有效地解决投机行为。另外，与市场相比，组织内部可以更好地解决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
    科斯很早就提出了这个思想，即市场和组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通过组织实现某种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就会离开维织，通过市场来达到目的，用市畅形式来完成这种交易；反之，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会离开市场，把这种交易活动内在化，即变成组织内部的一个问题。市场和组织之间的选择随交易成本而变化，这就是交易成本学派的一个基本思想。具体说来，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规律决定了对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形式和行为的选择。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不同组织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不同的组织内部结构，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市场和组织之间，甚至不同组织之间的选择。因此，威廉姆森认为，组织间的关系、组织内部的结构过程、经济活动形式的选择，总而言之，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交易成本的高低、形式、特点来加以解释。
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合并为一？为什么戴尔和IBM这两个竞争对手要签订售后服务的合约？交易成本学派为我们分析、解释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个思路。我们可以考虑不同的组织形式产生的不同交易成本。如果一个组织决定把一项业务放到组织内部（例如，大学决定自己提供后勤服务，而不是包租给市场上的服务公司），某些协调成本会相应增加，因为新的业务活动需要协调才能产生效率。但是这样做可能会降低其他成本，例如了解合同对方的信息成本、调整合同计划的成本，等等。另一方面，如果把这项业务放在市场上呢？我们可能降低了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因为市场买卖关系需要的协调成本较低。但是，我们可能因此增加很多其他成本，例如，制订合同的成本、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等等。交易成本学派的解释逻辑提出，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我们采取哪种组织形式。我们在解释
    这个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韦伯式的理性组织模式中，组织只是
    一个技术的组合体，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建立的一个技术体系。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但是塞尔兹尼克的研究提出，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组织（organization）即一个制度化的组织（institution）。换言之，所谓的制度化组织是处于社会环境、历史影响之中的一个有机体。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在和周围的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制度学派提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例如，银行（环境）贷款给一个企业，它就要求这个企业有高效率的生产和经营能力，有偿还贷款的能力。消费者（环境）购买物品希望“价廉物美”，这也要求生产厂家的生产过程有效率。这一点是我们在目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也是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管理理论经常谈及的。
但是，组织不仅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各种
    组织与制度：一个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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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进组织同时生存在制度环境中，是制度化的组织。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或个人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或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如果组织或个人的行为有悖于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的危机，会引起社会公愤，对组织的今后发展造成极大困难。
    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纳科层制常常不是因为特定技术条件、工艺流程，面是因为科层制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许多大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尽管这些活动耗费财力精力且与其内部生产活动无关，其目的不是提高效率，而是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从而为经营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
    组织正是在不同环境条件的多重压力下活动的。追求对技术环境的适应常常导致对制度环境的忽视；而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又常常与组织内部生产过程争夺资源。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组织的相应对策导致了林林总总的组织现象。过去的研究（例如“权变理论”、经济学理论）只注意到技术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对制度环境的影响没有予以注意，结果是我们对许多的组织现象无法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