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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三强调历史与现代民族密不可分。民族获得作为历史主体的特权和主权。没有主体，现代历史将毫无意义；主体在变，但不会消失。我们自己的史实践表明：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王权、国家、阶级、个人、身份认同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参系总是民族。……

我想把在线性的历史中构建主体的必要性与保罗·李科尔有关历史时间的哲学阐释挂上钩。李科尔的研究有助于澄清民族主义历史学中一对由来已久的矛盾：民族的返祖现象与它的现代性的目的。对现学时间的线性表述——即把时间看成是无限个“现在”的连续系列——造成我们的时间经验从根本上不协调。在李科尔看来，线性时间的转瞬即逝，也即是“有限之悲哀”，是不能用哲学的手段，如奥古斯丁的“灵魂分离”（distentio animi，原文为拉丁文，Ricoeur，1984，1：16~18）或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等级克服的（1984，1：60~62）。进而言之，时间经验的不协调因对间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而加深。一种是把时间理解为一系互无关联的瞬间，另一种则理解为永恒的，往复的（上帝的时间，历史的终结）。于是，我们便面对着这样个饽论：“在宇宙层面上，我们生命周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李科尔认为，历史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感觉，减轻因时间流动如一系列的现在而带来的焦虑。然而历史连续性是靠建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来实现的，而这个统一体绝非是普遍性的东西。……线性历史又能建构怎样的手段来客服灵魂分离的焦虑感呢？最重要的手段便是进化的叙述结构，它通过历史主体为未来增加了一层稳定感：进化的事物（不管在道德上是进步的还是中性的）在变化中保持不变。……

不过李科尔提醒我们，进化叙述结构既以其理想的解决方案掩盖了这些困境，同时又暴露了其存在。
这一段可以说是精确道出了民族（国家）在近代以来普遍的黑格尔式启蒙历史叙述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即所谓的“历史主体”（此处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进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主体既坚固又脆弱：其坚固源自这种叙事相较于其他叙事的毋庸置疑的主导性，其脆弱性则来自叙事结构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作为历史的主体，民族必须时时刻刻通过重塑以实现稳固，但考虑到历史的目的（“历史的终结”），民族又必须打碎旧镣铐、拥抱现代化和进步。杜赞奇后面将这一矛盾称为“民族时间的裂隙”，具体到中国，便体现为近代那些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过去与现代的鸿沟（当然也包括历史上（这里的历史应该也是黑格尔式的“历史”）的那些断裂，如五胡乱华）。为了遮蔽这种断裂，确立民族为线性历史的主体，在学术上，历史学家们发明了历史分期；在政治上，便是尝试动员国民的民族主义革命实践。
由此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梁启超一代知识分子对“重塑国民”的热忱：
民族以人民的名义兴起，而授权民族与再塑造民族是时间问题在政治上的表达：历史（黑格尔式的）的形而上学等同于同一体的进化。
当然，还是要必须强调，此处所有的民族都是黑格尔式历史叙事结构中认定的、本体稳定的历史主体，而非真实现实中“想象的共同体”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