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的权力

    在美国学者托夫勒看来，暴力、财富和知识是社会权力的基本源泉。“就像机器工具（可以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一样，武力、财富或知识适当地使用，可以使人掌控更多更广的权力源泉。因此，无论统治精英或个人在其私人关系中怎样利用另外的权力工具，武力、财富和知识都是最终的杠杆。它们在权力中三合为一。”当然，它们是有区别的，暴力是短暂、低质的权力，财富创造质量中等的权力，高质权力则源于知识的应用，对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权力的源泉是行政职位。而最高级别的行政职位则源于暴力的成功运用，就是通常所说的“成则为王”。知识不是权力的源泉和杠杆，而是通向权力的阶梯。

    作为传统农民经济极为发达的地区，淮北的农民和灶民均不能融入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不能发展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在集体中，个入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虚假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已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在社会模式方面，中国社会有着某些学者论述的“东方社会”的特点，就是这个社会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是被军事的轮替所主幸。这里的民众偏向于“强力的政权”而不是激进的难以把握的民主政治。宫廷的主人可以不断变化，但权力结构却基本不变。这里没有一种用以抵制或抗衡“坏政府”的权力。伦敦大学中近东史专家刘易斯（Bernard Lewis）指出：“西方抵制坏政府的原则在伊斯兰思想中是全然陌生的。相反，伊斯兰抗拒不虔诚的政府的教义在早期具有极为关键的历史影响。这一教义被铭记在先知的口传中，特别是以下两句谚语中：‘罪恶中是没有服从[的责任的]’和绝不能听从那些反对其创造者的家伙'。“这些教义看上去对政府和革命均有限制作用，但其影响却被两个致命的缺陷削减了。其一，法理学家中没有人来讨论，更没有人来回答一道命令如何被验证为合法或有罪的问题；其二，根本没有合法的程序和机制被设计或建立起来实施法律以抵制统治者。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不像伊斯兰社会那样有着如此强烈的宗教意识，但中国社会同样有无条件地服从圣人以及代表天意的天子的教导，实际是无条件地服从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