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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根本关键在于，要认识到柏拉图从怎样一个特定立场出发，对诗人做出那个评判。因为，如果说已经有一个哲学家注意到了各种立场的分歧，那么这个哲学家就是柏拉图。如果我们和普通人那样对各种立场不加区分，尤其是在这里不加区分，那么就不可能理解柏拉图的言论背后错综复杂的背景的丰富意义，也不可能把他的著作中关于同一个对象的自相矛盾的言论统一起来。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出决断，把更高级的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哲学）看作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一个决定性对立面，它不仅与宗教的表象相抗衡，而且与那些客观的、完全实在的国家形式相抗衡。至于在一个完全理想性的、仿佛内在的国家(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是不是能够以另一种方式谈论诗歌，以及柏拉图为诗歌给出的那个限制是不是一个必然的限制，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就会离题太远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既然柏拉图能在达到反希腊的观念论的立场后成功地从观念立场重构客观的国家制度，为什么（谢林认为）柏拉图所预示的基督教反而失去了这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