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时代

周公对上帝的观念也很值得讨论。和兄长武王谈话时，周公频频谈到上帝，因为武王无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却又对上帝是否保佑自己缺乏信心。但武王死后，周公和周人的谈话中就较少出现上帝了，必要时多用含糊的“天”来代指上帝。
在周公看来，源于殷商的上帝概念颇有危险性，商文化里的上帝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虽然文王曾试图重新定义上帝，但后继无人，结果武王被上帝概念搞得神魂颠倒。要把上帝和商人文化彻底切割是很困难的，所以周公认为，应当淡化上帝，尽量少让它出现。
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他在后世的形象是道德家，谦谦君子，甚至显得迂腐不通世故，应该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在对商人布置任务时，周公却又会频频谈及上帝，因为商人笃信上帝，不用上帝很难震慑他们。有时，周公还会使用露骨的暴力威胁和利益诱惑，这也是因为商人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相反，跟他们讲道德，则过于玄远，无异于对牛弹琴。当然，这是有紧急任务，换作平时，对商人宣讲一下道德也无妨。
所以，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殷顽民”搬迁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只剩下了灰烬和坍塌的成堆夯土，而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土地沦为荒野，曾经巨大的城邑永远从人间消失，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无数的甲骨卜辞，以及那些献祭殉人和奠基人牲。
而执行毁灭殷都任务的周人似乎越来越疯狂。在殷商高级墓葬的墓穴上方，商人通常会建造一座供子孙祭祀逝者的享堂，所以，周人只要按图索骥，并不难找到。由此，他们挖掘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被洗劫一空。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
其实，此时周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商人的人祭文化。商王朝虽然终结了，但他们用人牲祭祀、奠基和殉葬的传统并没有终止；而且武王在位期间还曾举行商式献祭，甚至比商人更变本加厉。人祭是一种漫长而顽固的风习，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算起，已经延续两三千年，商朝更是将其吸收到了王朝制度之中。想要根除上千年的积习，谈何容易。
这次周公与召公的谈话，有些被收入了《尚书·君奭》，其中周公说得最多的是王朝兴亡更替的教训。他认为，这背后虽都有天——上帝意志的改变，但唯一能影响天命的因素，是人的“德”，也就是人处理现实问题的准则。所以，周公说，“天不可信”，人不能奢望去揣摩天帝的意旨，只需要把世间的义务履行好。
在后世人看来，这属于老生常谈，但周公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了但不能记录下来的，应当是：不能指望靠祭祀讨好天帝和诸神，不仅周人不能这么做，也要禁绝商人的人祭行为。
当初武王灭商、进入殷都时，曾在纣王的尸首上表演射箭和斩首仪式，这是翦商大业的一幕经典场景，也是武王采用商人巫术和人祭礼仪的开端。据屈原《天问》，当时在武王身旁的周公旦曾表示不满，觉得武王将要重蹈殷商覆辙，周族未来的命运令人叹息：
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如今武王已逝，周公和召公成为新王朝的掌舵人，他们要扭转武王标定的航向。二人这次密谈达成的共识，很快就在洛阳的建城典礼上体现了出来：首日，祭祀天帝（郊），用了两头牛；次日，祭祀土地之神（社），用了牛、羊和猪各一头。这和商人及周武王的献祭作风完全不同。洛邑新城是殷商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在这里举行典礼，相当于周朝上层给他们现身说法：血腥的人祭宗教应该终结了。
周公辅政时期留下的讲话文稿（诰命），几乎都是把商周王朝的更迭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
在《尚书·无逸》中，周公还把君王的在位时间和他们的德行联系起来，认为越是有德的君王，其享国时间越久，比如，商朝的高宗（武丁王）在位长达五十九年，周文王在位长达五十年（包括受命称王之前担任周邦族长的时间）。作为商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周公不可能不知道商人的血祭文化，但他却从未提及，好像它们根本不曾存在。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灰复燃。
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目前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大多是武丁王时期的，属于末代的帝乙和纣王的数量极少，而且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周”的内容。然而，从常识推测，自古公亶父以来，周邦和商朝有很多交往，尤其是在周灭商之前的几年，纣王按理会占卜对付周邦的策略。
所以本书猜测，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
不仅如此，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周公的诰命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周公辅政时期，周人中已经形成某种明确的“政治正确”：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更不能记录商人曾经的血祭行为。在文王和武王期间，周人应该还没有这种忌讳，不然，文王不会在《诗经·荡》中极度愤怒地控诉殷商王朝的残暴和堕落；而另一方面，这首诗应该也经过了周公一代人的改造，去掉了关于血祭的那些最为敏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