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帝国一梦

进入20世纪，世界上只有奥地利和美国两个国家显得与众不同：它们的立国之本更多是基于国民一致认同的某个理念，而非某个特定的种族。在奥匈帝国，虽然德语是奥地利的官方语言和民间通用语，但几乎没有一个奥地利老百姓——更不要说奥地利当权者——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帝国境内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口一直都占据着接近半数的比例。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奥地利的总人口约为2 860万，包括1 000万德语人口，640万捷克语人口，500万波兰语人口，350万罗塞尼亚语（如乌克兰语）人口，125万斯洛文尼亚语人口，78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人口，77万意大利语人口，27.5万罗马尼亚语人口，以及大约50万其他语言的使用者。而在匈牙利2 090万人口的构成中，1 000万人说匈牙利语，290万人说罗马尼亚语，290万人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200万人说德语，200万人说斯洛伐克语，47万人说罗塞尼亚语。
奥地利人是坚定的天主教徒，而德国北部是新教徒的聚居地。犹如两个国家在宗教信仰上逐渐形成的差异，奥地利境内的德语在日积月累的演化和交融中已然同德国的德语有了微妙的差别。奥地利德语中除了一些用于调侃、侮辱邻国德国的词汇和概念（比如“Piefke”，大致相当于“德国佬”）是德国德语没有的之外，还有很多从其他语言借用的表达会让正统德语的使用者抓耳挠腮、不知所云。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Tollpatsch，源于匈牙利语的“talpus”，意为“笨手笨脚的蠢材”；Jause，源于斯洛文尼亚语的“južina”，意思是“下午的小点心”；Feschak，源于捷克语的“fešák”，意思是“帅气的家伙”；sekkant，源于意大利语的“seccante”，意思是“令人恼火的”。此外，奥地利德语里还有大量意第绪语词汇，比如meshuggah（疯狂的）、Ganif（小偷）和Mischpoke（家人）。
真正的维也纳俚语被称为维也纳德语，非本地人几乎完全听不懂。虽然这是一种民间使用的通俗语言，但皇室成员及其随从、高级别的公职人员和军官，以及富裕的中产阶级使用的标准德语（因为其高贵的使用者而被称为“美泉宫德语”）也从这种方言里获益良多。曾有历史学家这样形容它：“这是一种不露锋芒的语言，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头百姓，各个阶级的人都可以使用。”
除了词汇、贵族、军队组成和官僚队伍，奥地利另一个博采众长的领域是烹饪，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德国精英对维也纳大大小小的咖啡厅、旅馆和饭店售卖的流行菜肴几乎没有任何原创性的贡献。奥地利咖啡深受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维也纳苹果卷是匈牙利甜点的改良版，酥皮面包和甜杏团子则得到了捷克人的真传。即便是家喻户晓的维也纳名菜——维也纳炸牛排，也是一道顶着德国菜名的意大利菜，它仿照的是意大利的米兰炸猪排。
虽然直到1867年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所有国民（包括犹太人）才真正实现了政治权利上的完全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多民族共荣的意识和追求就不存在。1848年，“民族之春”革命席卷了欧洲，一系列民间武装反抗运动先后在欧洲各国爆发，但在这场以颠覆现有政权为主要目的的革命浪潮里，奥地利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独树一帜。常年研究欧洲民族冲突史的历史学家彼得·贾德森说：“（起义者）自诩为哈布斯堡王朝思想的捍卫者。”他们希望循序渐进地改革，而不是立刻推翻帝国现有的政权。就在革命运动爆发的同一年，一行由捷克爱国者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写下的关于奥地利的诗句广为流传。你很可能听说过这句诗，只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引用的都是其缩略版，“如果奥地利帝国不曾存在过，那人类就必须建立一个。”实际上，帕拉茨基的原话更加意味深长，措辞语气也没有那么俏皮。他想表达的其实是，不管对整个欧洲还是它的国民，奥地利帝国在稳定地区局势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历史悠久的奥地利，无论是为了欧洲的利益，还是人们的福祉，都应当尽快创造出一个，这才是上策。”
约瑟夫二世提出要建立一个像机器一样高效有序的政府，这个构想被他的继任者们发扬光大，但他们的目的往往不是建造一个安宁繁荣的社会、启发民智，而是借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打压异己、维护政权的稳定。人们都说弗朗茨·约瑟夫用4支军队统治着国家：一支能行军（真正的军队），一支会下跪（教会），一支坐板凳（官僚），还有一支见不得人（秘密警察和数千名线人）。帝国的官僚系统变得越来越臃肿，公务员的数量从19世纪60年代的10万人增加到1900年的30万人。原本行事高效、理念崇高的行政机器沦落为漏洞百出、目光短浅的政治工具，徒劳地想要弥合帝国内那些不可弥合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弄巧成拙。民众对这样的官僚体系当然是恐惧远多于敬畏，但谁也不想招惹它，毕竟权力机构的繁文缛节能够轻易地让任何个体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1867年，为了缓和匈牙利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延续对帝国东部领土的控制权，弗朗茨·约瑟夫做出了重大让步，签订了《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根据这项方案，奥地利帝国允许匈牙利王国设立自己的议会，作为交换条件，匈牙利议会则同意弗朗茨·约瑟夫以匈牙利国王而非奥地利皇帝的身份统治国家。这一方案确立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的独立地位，但由此产生了三个官僚体系，分别是匈牙利王国的议会、奥地利帝国的议会，以及一个负责两国国防、外交和财政事务的公共部门。此后，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各个政府机关的文件上随处可见“K. und k.”（德语“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的缩写，意为“帝国的和王国的”），表示弗朗茨·约瑟夫身兼皇帝和国王的双重身份。至此，奥地利和匈牙利正式成为由一个君主统治两个独立王国的二元君主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成立后，原本相当于奥地利的领土事实上成了一块无名的土地，它在官方文件里的正式称谓变成了“由帝国议会代表的王国和行省”，官员们在非正式场合的叫法则更不讲究——“内莱塔尼亚”，因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隔着莱塔河。1930年，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开始创作一部时代背景被设定为奥匈帝国时期的小说。这部最终未完成的作品叫作《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穆齐尔在书中以奥地利为原型，虚构了一个名为“卡卡尼亚”（Kakania）的国家，这显然是用“K. und k.”玩了一个文字游戏。“kaka”（卡卡）的发音与“caca”（卡卡）相同，而后者在中欧语言里有“大粪”的意思，所以“卡卡尼亚”也隐含了“狗屁国家”的意思。
虽然哥德尔不是犹太人，但无论是在布吕恩纺织厂生活，还是后来到广聚英才的维也纳大学读书，他都发现自己的亲密朋友几乎全是犹太人或犹太人的后裔。比如，弗里德里希·雷德利希是哥德尔父亲曾经的老板、后来的合作伙伴，在纺织厂里担任经理，雷德利希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哥德尔在布吕恩上实科中学时，他在学校交的好朋友全都是犹太人；大学时期，哥德尔很快就发现在热衷数学和哲学的小圈子里，除了他以外几乎全是犹太学生，对他影响最深的恩师大多也是犹太人。这并非巧合，没有任何种族能像犹太人一样从维也纳市场经济的解放和教育权利的普及中获益如此之多。

由于长达数个世纪的种族政策，犹太人一直被禁止上大学、从事专业领域的工作或加入手工业者协会，此外，他们还要面对惩罚性的高税收和法律上的不公正对待，这导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常年徘徊在数千人左右。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颁布了政令，赋予犹太人完全的宗教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利，长期忍受压迫的犹太人为此欢欣雀跃。犹太人素来对学习和教育抱有满腔热忱，一时间，维也纳的医学、科学和文学界马上涌入了一股热流。到了19世纪90年代，虽然犹太人口仅占奥地利帝国总人口的5%和维也纳人口的10%，但在维也纳各所文科中学就读的学生中，犹太学生的比例高达40%，而从一所治学严谨的文科中学毕业是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前提条件。维也纳大学约有30%的学生是犹太人；在医学院，犹太学生的比例几乎达到了50%。
传统手工业者和小商贩非常抵触工业革命，因为新兴的生产方式已然威胁到他们的生计，犹太人则不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工会、贵族乃至国界都无法干预新出现的市场经济，对普通人来说，拥抱自由的市场经济充其量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新风口，但在本就一无所有的犹太人眼里，它绝对是一门无本万利的好生意。如今富可敌国的几个犹太财团，正是在这个时期凭借制造业和跨国贸易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维特根斯坦家族是钢铁大亨，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铁路大王，埃弗鲁希家族则深耕农业和原油业。犹太人还是推动奥地利纺织厂工业化改革的先锋，后来纺织业的机械化厂房主要集中在摩拉维亚和下奥地利地区。另外，维也纳的第一批百货公司也是犹太人的杰作。
在奥地利各行各业的改革大潮中，犹太人凭借自身的诸多优势，迅速跻身社会的上流阶层。他们最突出的优势是识字率，即使是在帝国偏远的东部边境，那些最贫困、最不起眼、最传统的犹太社区居民也几乎人人都能读会写。犹太男孩一到懂事的年纪就需要掌握3~4门语言：他们在家里与家人说话要用意第绪语；3岁开始读《妥拉》，并学习读写希伯来语，之后要读《塔木德》和学习阿拉米语；当然也要掌握所居住地区的本地话，可能是波兰语、匈牙利语、捷克语、乌克兰语或罗马尼亚语；除此之外，他们通常还要学习德语，因为它是帝国行政机构和各大高等学府规定的正式语言。对学习的推崇深深印刻在犹太传统之中，加上长久以来遭受主流社会冷落的情绪反弹，使好学勤奋的犹太人憋着一口气，准备大干一场。奥地利和德国的文科中学的老师们都注意到了犹太学生的求知若渴和勤奋刻苦，当然还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犹太家长——他们“密切关注着孩子学习方面的进步”，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不厌其烦地向孩子们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犹太学者同犹太商人一样富有开创性，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敢为人先，并承担创新的风险。其中的原因在于，犹太人从前不是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常客。在谈到自己为何能提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心理动力学理论时，弗洛伊德曾解释说，以往边缘化的生活反而成为他打破陈规的动力。“我是个犹太人，对很多让其他学者畏手畏脚的禁忌和偏见反而能泰然处之。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与别人意见相左，也不惮于同‘团结的大多数人’据理力争。”
19世纪后半叶，犹太人对写作的热爱给维也纳的文学市场和剧院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尔·克劳斯出生于波希米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皈依天主教，他亲手创办的杂志《火炬》因其辛辣的讽刺赢得了众多读者的热情追捧，克劳斯将自己形容为一个栖居在“语言这座古宅”里的房客。对德国文学和文化满怀崇敬的犹太人一度主宰了奥地利的新闻界和文学界：1900年左右，维也纳记者协会中超过一半的会员都有犹太人的血统，同时期与文字相关的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无论是小说家、歌剧编剧、剧作家乃至顶尖的创作者中，也不乏犹太人的身影——不能说绝大多数，但也不在少数。
犹太人在上述领域的突然崛起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但考虑到当时的奥地利社会依旧处于保守顽固、倒行逆施的天主教会的主宰之下，犹太人取得的成就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长久以来，天主教会一直对信徒接受世俗教育怀有根深蒂固的疑虑，弗朗茨一世对新兴思潮的抵触恰恰反映了这种宗教传统，他的主张曾在奥地利国内获得了广泛支持，反对改革的天主教保守主义与崇尚思想自由的新教个人主义不断发生着碰撞。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在奥地利南部一个小村庄担任小学教师，他在那里亲眼见证了保守主义，并饱受其苦——维特根斯坦经常要面对和应付那些觉得孩子脑袋里装满思想绝非好事的家长。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还蔓延到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议会副议长在公开场合轻蔑地宣称：“所谓文化，不就是两个犹太佬互相剽窃吗？”
事实上，坐满维也纳剧院的是犹太人，抢购新书的是犹太人，被报纸专栏作者睿智风趣的文笔逗乐的是犹太人，在获得全新的社会地位后如鱼得水且能兼顾思想活力、物质财富和文化素养的还是犹太人。“维也纳是一座漂亮高贵的城市，尽善尽美，我们非常热爱它。”马克斯·格拉夫后来写道，他是一名犹太音乐评论家，也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好友之一，“可谁承想，原来这座城市闪耀的绚烂光芒竟是夕阳的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