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 依笔者浅见，国族建构论的缺失可能在于对传统的过度割裂。近来已有学者在赞同中国国族与民族经由近代想象而形成观点的同时，指出必须要注意“创造”与“想象”之前的历史事实与相关历史记忆基础，以及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和资源分享、竞争背景。[插图]本书则强调，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认同、经济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插图]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成功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象的。

2023/4/15 发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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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此处强调的“整合”，是指传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离散的社会，尽管不同人群间差异极大，但却并非一袋装在麻袋里面的马铃薯。政治体制的大一统、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对不同人群的规范等自不待言，即便在乡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许多边缘化的人群中，都往往可以发现朝廷制度与王朝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影响，以及人们对这些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认同——尽管这些认同往往也呈现出“地方性”色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加上城乡之间并不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存在着功能与文化上的隔离和对立，而是表现为所谓‘城乡连续体’（urban-rural continuum）。”参见刘志伟、陈春声《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三联书店，1998。“在（地方志等）最‘地方’的文本中，处处见到‘国家’的存在。”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第317页。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研究亦表明了传统中国的市场在区域整合方面的意义。
>> 本书则强调，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认同、经济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

>> 为了更好解释中国社会的统一性与差异性，1965年，英国人类学家华德英（Barbara E.Ward）通过对香港水上居民的研究，提出了动态的、多重叠合的“认知模型”（Conscious Model）。按她的描述，每个中国人的头脑里都有三类“认知模型”，一是“自制模型”（Homemade Model），即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及文化制度的构想；一是“内部观察者模型”（Internal Observer’s Model），即针对其他中国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显然，因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自制模型”是千差万别的，并且对其他社群的构想与当事人的自我认知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变异并不妨碍中国社会的统一性以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因为中国人的心中还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这是对传统文人制度的构想。由于科举制度，中国的文人长期研习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很自然形成了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相同认知，凭借政治等方面的强势，文人的模型对其他模型有着规范作用，它提供了评估何谓中国方式的标准。该模型所强调的内容，各“自制模型”均较为遵守；而它不涉及的方面，各“自制模型”均有根据实际生活情况进行发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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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王庆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不像有的汉学家表现得那么直接，但施坚雅的论著仍然表明他想探究一个主要由农民构成的似乎应该是松散的社会，是如何聚合在一起并长期保持稳定性的，他发现了市场在整合中国这类农耕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之“序”中，他指出：“在（中国）这类重要的复杂社会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 华德英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统一性、延续性以及变异性的解释，不仅超越了大、小传统的二分法，也超越了当时影响颇大的功能论架构。差不多同时，施坚雅参照中心地学说，发展出市场等级以及区域划分的模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对传统中国的整合问题提出解释。[插图]

>> 华德英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统一性、延续性以及变异性的解释，不仅超越了大、小传统的二分法，也超越了当时影响颇大的功能论架构。差不多同时，施坚雅参照中心地学说，发展出市场等级以及区域划分的模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对传统中国的整合问题提出解释。[插图]

>> 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明清时期，不论是士大夫文化，还是宗族和社区组织，抑或是民间宗教，都在合法化国家权威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定位，士大夫的价值观渗透到日常生活，成为国家构成不可或缺的部分。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国家既是行政组织的机器，更是文化理念。

>> 以民间宗教为例，许多学者发现，乡村社会中的信仰同朝廷的制度与礼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间有两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一种是官府通过列入王朝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官府认可的神明；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王朝祀典或官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插图]前者如天后，天后最初只是福建莆田湄洲的一个普通地方神祇，但自北宋到清中叶，她不断得到朝廷的敕封和提升，成为中国南部沿海极其显赫的神灵。在这种使神明标准化（Standardizing the Gods）的过程中，国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介入了地方，民间信仰由此呈现出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交叉重叠的文化意义。[插图]而珠江三角洲民间社会崇拜的北帝，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 科大卫（David Faure）与刘志伟对宗族的思考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国家的制度和礼仪在区域社会推行与表达的历史。他们认为宗族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亲属制度，更是一种用礼与法的语言来表达的秩序和规范。明代以前是僧、道和巫觋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中有着广泛和深刻影响的时代，但自北宋以来士大夫们已经开始积极运用理学所规范的礼教去改造地方的风俗，向佛、道、巫的正统挑战，虽然他们没有真正取代以神祇为中心的地方组织，但却在乡村礼仪方面取得了成功，而地方亦需要做出改变来应付明朝廷的赋役制度，并借此表达有利于获取更多资源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国家与社会的这种互动与妥协形成了华南地区常见的所谓宗族组织，这一深刻的变迁意味着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结合，边缘地区由此得以归入国家“礼教”的秩序中。

>> 既有的研究成果启发笔者意识到：第一，大一统中国并非一个先验的、不言自明的存在，不同的地域有着在不同的语境中与国家发生关系并整合进国家的历史，因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地方性特色”，这个特色亦可视为“国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达，不能用任何二元对立的概念来把握。对传统中国社会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解，应建立在对这些特色的深入探讨之上。第二，典章制度在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性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插图]上述研究表明，民间信仰、宗族的背后牵涉朝廷的祭祀、赋役等制度，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地方与国家的复杂关系。

>> 第三，制度演变与文化认同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不同人群对朝廷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带有“地方性”色彩的认同，正是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形成并长期延续的关键，也是近代建构与“想象”中华民族的基础与根源。第四，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并能够观照到大历史的区域性研究，可以深刻地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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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四方”是一些所谓“西南学”学派的学者提出的概念，“一点”指中央，“四方”指周边地区，传统中国史研究把四方作为中央的附庸，这个学派声称要坚持“西南”中心取向，摆脱“一点四方”的思考模式。参见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一书的总序，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 使现代的研究者有可能超越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点四方”的思考模式，

>> 和“罗罗”一样广为人知的称谓是“夷”，这是一种他称，却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彝族支系认可和接受。至少在晚清时期，黔西北的娄素濮已被当地的汉人称为夷人或夷族，而且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