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上）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因为我希望能向你们表明，以概括形式出现的倾向这个概念——它在上面提到的论争中多以这种形式出现——是政治的文学批评中一种毫无用处的手段。我想向你们表明的是，只有当一部作品的倾向在文学上也是正确的，他才可能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此一部作品的正确的政治倾向包含了它的文学质量，因为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学倾向。（P5）
与其探讨作品对于他所处时代的生产关系的态度问题，作者转换了思路，即探讨作品在此一时代的生产关系中是怎样的，由此指向作品的创作技术。
文学的倾向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之中。（P7）
行动的作家与提供信息的作家的区分。
借助技术条件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形式或体裁种类。
然而这里隐藏着一个辩证的要素：资产阶级报界中文类的衰落在苏维埃报界中表现为它重建的公式。由于文学在失去深度的同时赢得了广度，资产阶级报界以传统的方式所维持的作者与公众的区别，在苏维埃新闻界开始消失。……他获得了成为作者的可能。（P11）
一种政治倾向，不管它显得多么革命，只要作家只是在观念上，而不是作为生产者与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那它也就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P13）
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只能根据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确定，或者更贴切地说，来选择。（P16）
资产阶级的生产和出版机器能够以惊人的数量吸纳乃至宣传革命论题，而并不以此对它自身的存在和占有他的阶级的存在真正提出质疑。（P17）作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去改进生产机器，使之疏离统治阶级。
创作技术与生产机器的使用，如果使用不当，则会把反对痛苦的斗争变成消费对象。
关键是生产的典范特点，它首先是能够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生产，其次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经过改进的机器。而且这个机器能引导越多的消费者走向生产，简言之，能够使读者或观众成为参与者，那么这个机器就越好。（P26）布莱希特，中断情节
即使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也几乎不能创造出一个无产者来。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以教育的形式给了他一种生产工具，这一工具使他基于教育特权与资产阶级，或更多地是使资产阶级与他联合在一起。（P33）破坏到生产
将生产机器改造适应于无产阶级革命
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法西斯主义与“有精神的人”之间的关系。
《暴力批判》
与自然法把暴力视为自然存在的这个论点截然相反的是把暴力视为历史性形成物的实证法论点。如果说自然法对现存的每种法律的评判只能通过对其目的批判得以实现，那么，实证法则只能通过对手段的批判来评判每种即将形成的法律。如果说正义是目的的评判标准，那么合法性便是手段的评判标准。……自然法力求借助目的的正义性使手段得以“合法”，实证法则争取通过使手段正当化来“保证”目的的正义性。（P39）
面对个体，法律对垄断暴力的兴趣并非通过维系法律目的的意图得到解释，而是通过维系法律本身的意图；如若暴力不掌握在各种法律手中，它便会对法律构成威胁，这不是由于它可能追求的目的，而纯粹是由于它于法律之外的存在。（P43）暴力之所以被排斥，仅仅在于它对法律构成威胁。
如果暴力的第一功能叫作设立法律的功能，那么，这第二种功能便可以被称作是维系法律。（P49）
警察制度对于设立法律的暴力与维系法律的暴力的分离。
后来，在独特的衰落进程中，法律暴力才侵入其中，将欺骗归于惩罚范围。因为法律秩序在起源时信赖它卓有成效的暴力，满足于在违法的暴力初现之处就打击它，而由于欺骗本身毫无暴力，……而后来的法律则应对自身暴力的自信受损，感到不再能够像以前的法律那样驾驭其他所有异己的暴力，对后者的畏惧和对自身的不自信更多标志着法律的动摇。他开始为自己设定目的，意图在于避免维系法律的暴力有更强烈的表现。因此，它反对欺骗并非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对欺骗可能在被欺骗者身上引发的对暴力行为的畏惧。由于这种畏惧在于与自身来自法律起源的暴力本质的冲突，因而这些目的对于正当的法律手段而言是不合适的。在这些目的中不仅表现出法律本身领域的衰败，同时也表现出纯洁手段的减弱。由于对欺骗的禁止，法律限制了完全非暴力手段的使用，因为这些手段可能会通过反应的方式制造暴力。（P58）
政治的罢工与无产阶级的总罢工
中断劳动的第一种形式是暴力，因为它只促使劳动条件从外部得到改进，而作为纯洁手段的第二种则是非暴力的，因为它并没有意愿，要在外在妥协和某种劳动条件的改进后重新恢复劳动，而是决心只恢复一种得到彻底改变的、而非为国家所强加的劳动，一种推翻活动，这种罢工不仅引发而且更多的是实施了它。因此，这些活动的第一种是设立法律的，相反，第二种则是无政府主义的。（P62）
设立法律就是设立权力，因此也就是一种直接表现暴力的行为。正义是所有神性地设立目的的原则，而权力则是所有神话地设立法律的原则。（P69）
神话的暴力与纯粹的暴力（上帝的）
《〈拱廊计划〉节选》
当这里正准备为最时髦的巴黎修建一条新的大道时，城里最古老的拱廊之一——歌剧院通道——已经消失，被新建的奥斯曼大道淹没。正如那条了不起的为上代人修建的掩蔽人行道，今天，不少拱廊仍然保存着，在眩目的光中，在阴暗的角落里，过去变成了空间。（P82）
《〈拱廊计划〉之N》
关于比较的方法：无论当时想起什么，都不惜一切代价融进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中，假设这项目的强度因此而得到证明，或自己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项目作为自己的目的。眼下这部分工作正是如此，其目的在于描绘和保存那些思考的间歇时刻、那些在这项工作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这些都被极其细致地展现在外。（P108）
对文化-历史的辩证法的一些方法论上的建议。从一种确定的观点出发，很容易在任何时代的各种“领域”中建立对立，如一边是一个时代“生产性的”、“前展的”、“充满生机的”、“积极的”一面，另一边是其失败的、倒退的和过时一面。积极的因素，其轮廓只有在与消极的因素相对比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另一方面，每种消极都有其价值，它是勾勒生机和积极的因素的背景，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将一种新的区分方式应用于这个起初被排除在外的、否定的成分，以便借助视角（而不是标准！）的转换，使一种积极的成分——与此前所界定的不同——也从中重新显现。等等，等等，直到整个过去以一种历史的apocatastasis进入现在。（P113）对辩证法的反叛，从消极中发现。
马克思揭示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表达的线索，所要展现的不是文化的经济本原，而是经济在文化中的表达。换言之，所涉及的问题是努力把握作为可感知的原初现象（Urphenonenon）的经济过程，（所以，19世纪）拱廊街中的生活就从这个现象中显现出来。（P115）
这项研究——主要研究最早的工业产品的表意特征，包括最早的工业建筑、最早的机器，也包括最早的商店、广告，等等——因此在两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探索马克思的学说起源的环境如何通过其表意特征（即，不仅是通过因果联系）而影响了这个学说；第二，它也将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物质产品所共有的表意特征。（P115）
这个项目的方法论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现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它从自身内部取消了关于进步的观念。正是在这点上，历史唯物主义有足够的理由把自己与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截然划清界限。它的基本概念不是进步，而是现实化（actualization）。（P116）
一个最终无法回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历史就必然要求以牺牲历史的直观性为代价吗？或者怎样才能将一种高度的形象化（Anschaulichkeit）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施相结合？这个项目的第一步就是把蒙太奇的原则搬进历史，即，用小的、精确的结构因素来构造出大的结构。也即是，在分析小的、个别的因素时，发现总体事件的结晶。因此，与庸俗唯物主义决裂。如此这般地来理解历史，在评论的框架内。【历史的废墟】（P118）
现代技术与原始的神话象征世界的关系。（参见P120）
意象是这样一种东西：在意象中，曾经（dasGewesene）与当下（das Jetzt）在一闪现中聚合成了一个星丛表征。换言之，意象即是定格的辩证法，（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