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小路的变化

再度仔细观察《当怀宝东京绘图》可以发现，在幕末时期，萨长土肥等藩虽然活跃在政局中心，但除土佐藩外，各藩均未在大名小路获得一席之地。然而维新之后，境况为之一变。庄内藩在幕末曾负责维护江户治安，纠察入户抢劫的萨摩藩士。在戊辰战争中，庄内藩是奥羽越列藩同盟的中心，战败后庄内藩险些灭亡，其拥有的大手御门前宅邸成为萨摩藩的囊中之物。江户庶民耳熟能详的南奉行所变成了萨摩藩兵驻屯地。而长州藩则获得了姬路藩酒井忠绩、酒井忠惇在大手御门前（神田桥御门内）的上房。酒井忠绩、酒井忠惇自文久三年（1863年）以来，历任大老、老中、幕府阁僚等要职。萨摩与长州得以在大名小路内拥有宅邸是江户时代二百六十年间未有之事。
佐贺藩不仅依旧保有日比谷御门外的上房，还获得了位于西之丸下的幕府步兵屯所，将之改为佐贺藩兵驻屯地。土佐藩在位于大名小路的原有上房基础上，兼并了与其相邻的德岛藩宅邸，宅邸面积大幅扩张，此外又得到了谱代大名古河藩土井家的上房，作为藩兵驻屯地。过去老中、若年寄等谱代大名的宅邸与“朝敌”会津藩的宅邸，分别成为大藏省、兵部省、土木司等机构的办公场所。
在江户时代，大名小路一直被亲藩、谱代藩、与幕府关系亲密的强藩占据，是支撑幕府政治、军事活动的核心区域。然而明治维新之后，大名小路却成为公家新兴政治势力与以萨长土肥为轴心的外样大名的据点。易主后的宅邸没有翻建，因而房屋外观并未改变，但旗帜、家纹，甚至屋内人说的方言都迥异于前。
将注意力转向《当怀宝东京绘图》中的滨町、蛎壳町、大川端，可以发现，姬路藩不仅丢掉了大手御门前的上房，连作为木棉专卖据点的蛎壳町中房也转入越前福井藩（松平茂昭）之手。灵岸岛的田安家宅邸被土佐藩占据。明治维新的胜者与败者，就这样深深地刻在了地图上。无论多么怀旧的东京人，都无疑会感受到新时代的来临。
虽说如此，但在明治三年（1870年），包括谱代藩在内的众多藩依然保有江户时代以来的宅邸。从空间的利用来看，萨摩长州等藩的用地面积与其他藩相差并不多，并非处于垄断地位。为天皇与朝廷再度掌权而殚精竭虑的鸟取藩，虽主张“崇敬幕府、尊皇攘夷”、但在戊辰战争中却为新政府卖命的冈山藩，德川家达的监护人松平齐民（号“确堂”）所在的津山藩等，均在大名小路中保有自己的宅邸。从滨町到蛎壳町的武士用地也有很多仍属原主。幕末维新时期的藩邸利用状态仍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但可以断言的是，从滨町到蛎壳町一带的土地利用价值高于其余地段，因此虽然各藩的宅邸都趋于荒废，但这一地区的土地却被优先保存与利用，到了明治时代，这一地区依然受到关注。
到了明治四年（1871年）废藩置县后，这一地区的状况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大名小路被政府机构占据了半壁江山，萨长土肥之士则进一步掌控了从滨町、蛎壳町到筑地附近的地区。从这一地区的空间配置可以发现，新政府原先具有的“各藩联合政权”特征逐渐消退，随着近代国家的各项制度不断确立，藩阀势力也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