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朱尔斯的父亲去世也是一场悲剧；考虑到年龄，那或许是一场更加哀恸的悲剧。“四十二岁，”伊桑曾有一次惊呼，“真他妈不公平。”朱尔斯想告诉埃诗，父母离世是一场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重大事件，大到你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封闭。朱尔斯——朱莉——起初就是这么做的，封闭自己，直到那年夏天遇到他们几个才重新打开。朱莉只靠自己也会挺过来的，朱尔斯突然想到。她会没事的，而且很可能会过得很幸福。
这个六十多岁的瘦削男人有一张看不出性别的柔和的脸，衰老让人显得雌雄同体，仿佛所有的荷尔蒙最终都被混在同一口大锅里，因为它们再也没有用武之地。
他告诉她，他内心的一切似乎都舒展开了一些；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这些年来他是多么封闭。“蜷成一团”，他这样对朱尔斯形容道。从前，他以为抑郁症只是让他的生命力流逝，而她看到的情景也是如此，可是现在他终于明白，抑郁症还将他扭曲成了一种不自然的姿态。多年来，他不仅感到抑郁，而且紧张不安。在那年春天和夏天，他的开放和回归缓慢而渐进，但却真实可感。朱尔斯接待过服用抗抑郁药的客户，她曾在他们身上看到过这种变化，只是此前从未在丹尼斯身上看到过。
妒忌本质上是“我想要你拥有的东西”，而嫉妒则是“我想要你拥有的东西，同时我也想把它夺走，不让你拥有”。过去，她一度希望埃诗和伊桑的优渥条件被一下夺走，然后一切都会变得均等，一切都会平衡。但是现在的朱尔斯不再抱有这样的幻想。没有什么事那么可怕，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有时甚至比“可控”更好。
这座城市在发展，变得更加清洁，无家可归的人口被一位狂热的市长用镇压手段清扫出了街道。大家都承认，尽管法律无情，但人们终于可以放心在街上行走了。不过，要在曼哈顿找到一处负担得起的住所几乎是不可能的，倘若没有伊桑给他们那笔钱并为他们做担保，朱尔斯和丹尼斯早就会和他们认识的许多人一样离开这里了。
2001年世界贸易中心遭遇袭击，刹那间让所有人都变得平等。陌生人在街头交谈。每个人都同样感到惶然、恐惧、毫无自保之力。朱尔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家里的电话号码留给客户，她经常接到电话。吃饭时间、睡觉时间甚至深夜都有电话响起，她可能听到“朱尔斯？我是詹妮斯·恪林。我很抱歉麻烦你，但你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我实在太害怕了”。朱尔斯便会到另一个房间里与客户单独交流。她自己也很恐惧——亲眼见到如此大规模的原始的愤怒——但她从不会歇斯底里。她意识到，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为她在这场危机中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缓冲，因为她没有放任自己过度焦虑的权利。她没有选择，她要帮助自己的客户，不让他们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