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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急，是因为意识到一旦错过，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错过的无法重新再来，无法像录音或录像那样可以倒带重放，未听到和未领会的窸窣细语将被永远错过。这就是无法将我们经历之事记录下来的不妙之处，或许更糟糕的是这些事可能不为人知，无人目睹和听闻，那么过后一切将无法重构复原。假如某一天我们没有待在一起，那一天我们便永远无法再待在一起；若是某一次我们没有接听电话，对方想在电话里说的话便永远无法再吐露，即使之后说出来，也不会是同一番话，或是同一种心境了，而由于我们胆怯未能向对方开口表达，一切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然而，就算那一天我们真的在一起，对方来电时我们没有出门，我们克服恐惧忘却风险大胆开口，一切也都不会重新再来。因此，未来终究会有那么一刻，我们相聚过却感觉像未曾见面，接听了电话却像未曾联络，我们大胆地吐露了心声却好像与一直沉默不语没什么不同。最不易磨灭的事情也只有一定的存留时间，跟没有留下痕迹，甚至跟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两样。即使我们早有防备，我们做记录、录音或拍摄，我们四处留存各种提示提醒，哪怕我们试图把单纯的证明、登记、存档当作事件本身，那么从一开始起就只有记录、录音或录像的举动真切地发生过，只有这些而已。哪怕有这些记录可供我们一遍遍无尽地复盘过去的所有细节，我们仍必定会失去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刻（就算只是忙于记录的时刻）。在我们设法重现、复制、找回和挽留过去的时候，新的时光也在发生，彼时彼刻，毫无疑问，我们还是身处两地，我们没有接听电话，我们胆怯无为，我们无法规避任何一桩罪案或死亡（尽管我们不是罪犯，死亡也并非由我们造成）。因为在我们费尽心思，病态地挽留和找回过去的时候，也是在任由新时光流走，就像它并不属于我们似的。就这样，结果我们见过听过的跟未曾听闻的相差无几，甚至本无二致，一切只不过是时间或者我们生命的长短问题罢了。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向往耳闻目睹，渴望在场和知情。我们深信生活取决于某一天我们是否曾经待在一起，是否接听过某个电话，是否有胆量，是否犯过罪杀过生，是否了解真相等等。有时我感觉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似乎都未曾发生，因为一切都是昙花一现，无法永久持续，无法长留记忆。即便最单调的常规之事也在慢慢走向消亡，在重复的表象中逐渐否定自身，直至时过境迁，人事两非。世界那孱弱的车轮便是被健忘者推着往前走，他们倾听、目睹和知晓那些未经讲述、没有发生、不可理解、无法证实之事。发生与未发生无甚差别，无论放手或紧抓都一个样，经历过与未曾尝试如出一辙。然而，我们的生命在消逝，我们一生都在挑选、拒绝和甄别，我们勾勒界限，分离本无差别的事物，让自身的历史变得独一无二，用来怀念和讲述。我们穷尽所有智慧、感知以及热忱，去辨识那些终究会变得一样的，或者本身就相同的事物。所以我们经常懊悔，总是在丢掉机会，我们反反复复地确认、断定和把握时机，可真相却是一切均无定势，万物皆在消亡。也许一切本是虚无。
所有由于怨气、厌倦或离世跟我们不再见面之人，他们的容颜逐渐消失，逐渐被照片所篡改，总是定格在某一天。
我亲爱的路易莎，刚刚在旁边的大厅结了婚的她，对我们今日所拍的照片有朝一日将成为她凝望的对象一无所知，那时她来日无多，我的生命则已经结束。没有人知道死者的顺序，也不清楚生者的顺序，不知道痛苦和恐惧会最先落到何人头上。 
摄像机是个可恶的发明，它让瞬间发生的事情得以保留，杜绝了自欺欺人和歪曲事实的可能性，它消解了记忆，人的记忆原本并不完美，因为它可操控、可选择，而且易变。一旦发明了摄像机，人们便无法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回忆过去。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回忆那些明知可以重新观看的事情呢？而且还可以慢速回放。这样一来又如何能篡改过去呢？” 
逃避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不是重复它，而是不让它存在，不去触及，不让别人有机会提起，但这不可能。或许正因如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才会制造事端，担惊受怕，心生怀疑，惦记那让人心动、不可名状的抽象的未来，用病态的大脑思考或是用大脑病态地思考，正如有人劝告麦克白不要胡思乱想(so brainsickly of things)。我们疑神疑鬼，惧怕生老病死，惧怕被遗弃、遭背叛，无端地想象出种种威胁，甚至还会怀疑并无利害关系的人，凭白建立某种关联或象征。也许正是因此我们才愿意读小说、读纪实报道和看电影，目的是从中寻找共性和象征性，寻找认同感，而不是为了知情。讲述总是扭曲事实、歪曲事实，甚至全盘否定事实。无论如何忠实，事实一经讲述就变得不再真实，或仅仅只是接近真实。真相取决于事件被公之于世后所留下的隐蔽的、不为人知的和未被讲述的部分，跟事件原本“是什么”或“如何发生”关系不大。电视上、报纸上的事件有时看上去极其真实，被称为生活乃至真实生活，被当作共性和象征，但它们已不再是事实，而是变成了一种认同。常言道，真理从不闪光，因为唯一的真理是不被了解、不被传播的，是不被转换为话语或图像的，是隐蔽的、不被探究的。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热衷于讲述，而且无所不谈，让事情一经讲述便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
秘密没有自身属性，它们的存在是因为被隐藏、沉默、小心翼翼，又或者是被遗忘、不评论和不提及，因为倾听是最危险且不可避免的行为。事情只在发生了但未被讲述时才真正存在，因为一旦开口便会吓到或者驱走事实本身。
或许应该默许欺骗，因为欺骗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一如真实也是欺骗的一部分。我们的想法总是左右摇摆，模糊不清，而不容许无畏的存在。
人人都爱讲故事，最近的也好，久远的也罢，这故事揭开那些已不重要但仍会影响现在和将来的秘密，左右我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对他人已有的认知。听完讲述我们便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一切皆有可能啊，我们身边熟知的人，甚至我们自身，都藏匿着最可怖、最卑劣的一面。所有人都醉心于讲述，口若悬河，讲述的同时在不停地掩饰，只有没说出口之事无所谓遮掩，亦不会成为未尽之言。那些人们缄默不提的事就变成了秘密，只是有些秘密终有一天会被付诸言语。
于是我想——念头一闪而过——现在轮到我知道这些了，就好像在过去漫长岁月里长眠的故事终于等到了它伸懒腰的时刻，什么都阻止不了它的苏醒，顶多是拖延一会儿，再一会儿，但结果是一样的。
“所有事情都就在那儿，等待着被重新提起。”我认为她说得很好。也许到了某一时刻，事情便自愿被人讲述，为了得到安息，抑或是为了终于能永远地成为虚构之事。
话语是免费的，我们说话聊天，有时口无遮拦，毫无约束。醉酒、愤怒、沮丧、厌烦、激动、恋爱，时机不适或无法掂量话语的轻重时，它们依然源源不断地从我们口中流出；伤害到他人时，我们仍在滔滔不绝。人不犯错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话语竟还没有造成更多恶果。或许是我们并没有充分了解，以为后果不至于太坏，其实一切都因言语成了永久的灾难。所有人都在不停地说，每时每刻都有无以计数的对话、述说、声明、评论、忏悔、流言蜚语，它们被听、被说，无人可以操控。没有人能预见它们将引起的爆炸性后果，就连追寻它们的去向都办不到。
“是我干的”，或者我用母语想道：“我干了那桩事，我做出了那个壮举，我犯下了那个行径，它已是既成事实，是个壮举，早晚会流传开来；我为你杀了人，这就是我的壮举，述说是我赠予你的礼物，你将因此更加爱我，尽管知情会玷污你苍白的心。”
“倾听是最危险的，”我心想，“倾听即获悉，即知情，即深度了解。人耳不像眼睛有眼睑，无法本能地拒绝话语，无法回避迟早会被告知的事物，无意倾听却总是为时已晚。如今我们已经知情，而这样可能会玷污我们苍白的，抑或是惨白的、胆怯的，或者怯懦的心。”
生活本身并不取决于事实本身，也不取决于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基于人们对他（她）的知情，了解他（她）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