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茅土”与封爵的连结历程

二、先秦时期的社稷祭祀与五色土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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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土仪式的核心，在于天子将对应方位的五色土授予诸侯，诸侯以此土在封国建立社稷。早在先秦时期，天子与诸侯就相当重视社稷祭祀。儒家经典多有关于诸侯祭土或社稷的论述，如《公羊传》云：“天子祭天，诸侯祭土”。《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可知诸侯祭祀土地社稷，是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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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日渐成熟，发展出刍衍的“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基础，再与其他具体观念或现象结合，例如五色、五方、五味、五藏等，建立理论体系。战国末年，东南西北中五方、赤青黄白黑五色的观念正式组合为一，但尚未应用于实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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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禹贡》为战国时期完成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即将到来的“大一统”时代相关，因此，五色土概念的出现，应不会早于战国时期。五色土与五方社的重心，不在于四方的诸侯或社，而是位于中央的天子。诸侯必须获得天子的册封，才能确立封国统治者的身分，此说近似于战国诸子强调中央集权之论点。以五色土为核心的“茅土”制度，应为战国时期成型的理论，但是尚未落实到政治体系当中，直至汉武帝时期，正式将五色土用于册封诸侯王的礼仪，茅土才初步落实于政治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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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五色土，则是用于封禅礼仪。如汉武帝至泰山行封禅礼时，使用了三脊茅与五色土：
     “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
      文中的一茅三脊，《集解》引孟康云“所谓灵茅也”，也就是管子所称的“三脊茅”。在仪式之中，三脊茅作为坐垫，五色土则是用于增叠土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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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汉武帝将五方、五色等概念置入册封诸侯王的礼仪，并将白茅与五色土用于其他意识之中。然而汉武帝没有把茅土仪式中关键的白茅、五色土赐予诸侯王，显示茅土尚未全面落实于制度之中。至西汉后期，茅土逐渐为世人所熟悉，成为诸侯王乃至列侯的代称。王莽正式将茅土纳入册封礼仪，并为东汉以降的朝代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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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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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汉时期，儒家经典所描述的各项礼仪制度，尤其是以皇帝为中心的郊祀、宗庙、明堂礼制，都经历长时间的发展方才落实于政治体系中，此一结果被称为“儒教国家”或“儒教国教化”。茅土广为人知的时间，便是在儒教国教化的初期阶段，并且成为封爵的代称。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西周大行分封时，即授予诸侯茅土，置于各诸侯封国内的宗庙，作为诸侯身分的证明。王莽推动复古改制，真正实践了茅土制度，然而王莽不用白茅而用菁茅，也突显茅土在推行之初未有定制的窘境。
       东汉王朝为了彻底否定新莽的正当性，废止西汉后期以来多项“复古”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废除王莽推行的五等爵，重新以诸侯王与列侯作为封爵体系的中心。然而，东汉士人仍试图将儒家“经典”的封建秩序，比附于现行官制，遂造成东汉政治的二元倾向：在现实的政治体系，不断强调诸侯王、列侯与太守、县令的地位职权，相当于西周诸侯。另一方面，《白虎通》等经学著述，却完全忽视现行官爵，直接建构五等爵论述，抬升五等爵地位仅次于天子。东汉虽然保留茅土制度，但朝廷仅授予诸侯王茅土，排除列侯。至西晋施行五等爵，授茅土的对象遂包含诸侯王与五等爵。从茅土制度的演变来看，朝廷授予“茅土”的对象，相当于各时期“封建”所适用的范围。
      结合了方位、五行、颜色等的茅土制度，实以皇帝为中心进行运作。诸侯王被分封于四方，而决定其方位颜色的基准点，就是天子首都所在，因此天子位于天下之中，诸侯王为王室藩屏的构架于焉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