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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资产阶级有关国家与经济关系的观念意味着，资产阶级必须一方面设法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其解决之道在赋予工作、教育、福利等方面更多权利的同时，又不促生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必须找到让大众付出社会承担的新基础，同时又排斥他们参与政治。诚如雅克·童泽洛所示，有两种控制战略逐受到推崇：（一）慈善事业；（二）医疗卫生。这两种战略的设计宗旨在于，一方面支撑家庭储蓄和家庭互助的习俗，将家庭转换成阻遏贫困的缓冲；另一方面捍卫宜于儿童身心成长的健康水平和道德水准，对抗不负责任的父权统治。因此，家庭从这两方面都已经成为慈善战略和疗治战略的核心，而这些战略的宗旨就是要提升家庭的生育潜力，以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同时不用绝对主义的国家介入。同理，家庭相对于疗治型国家的自主性降低，以此换取自身得救，这有助于在没有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维持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如此一来，在某些方面，离婚法规与国家法律携手并行，共同瓦解了对于儿童的父权统治和家庭权威，也就完全顺理成章了：异性恋婚姻的契约的自由化就是一种权衡交易，换来的是国家成为最后可以求诸的父母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