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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北京地区在隋代包括当时幽州的大部分地区；在唐代包括当时幽州的大部、檀州全部（今密云、怀柔、平谷县境）和妫州东部（今延庆县境）地区。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将幽州改称涿郡，唐初改郡为州，复称幽州，唐玄宗天宝时一度改称为范阳郡，以后又改为幽州。幽州治所设在蓟城，城址和北魏相同，一直到五代没有什么改变。
隋代涿郡户口达八万四千多户。经过隋末动乱，唐初幽州剩下二万多户，檀州只有一千七百户。到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一755年）幽州增加到六万七千户，三十七万口；檀州增加到六千户，三万口。整个北京及其附近地区①，八世纪中叶人口达四十万人左右。
幽州的居民主要是汉族，同时包括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幽州由于地处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一直保持着与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密切联系。汉族劳动人民常常迁入少数民族地区谋生，少数民族人民也常常到这里来经商，或者就定居下来。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再建，给民族之间的来往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隋代居于辽西的一部分栗末靺鞨人，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迁于幽州城，以其首领为世袭刺史，于蓟县罗城内置衙署。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又迁往今怀柔西南的桃谷山。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打败突厥，一部分突厥人迁入幽州地区。唐太宗时有一万四十高丽人迁入幽州城，以后散处幽州各地。唐高宗时一部分新罗人迁入良乡广阳城。七世纪末，契丹人反抗地方官府的压迫，一度攻占了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长期居住在营州地区的突厥、靺鞨、奚、契丹、室韦人迁入内地，其中一部分先后定居在幽州的良乡、昌平、潞（今通县）和幽州城内外等地。公元732年（玄宗开元二十年）又有奚的李诗部落五千帐迁入良乡广阳城。这些入居幽州的少数民族，除了一部分迁还营州，一部分迁离的以外，到玄宗天宝年间留居在现北京市境内的还有七千一百三十八户，三万四千二百九十三人。②
幽州城在隋唐五代时期始终有许多少数民族定居在这里，是北方农业居民和牧业居民物资交流的中心，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在这里交流和传播。

幽州地区的政治情况
幽州地区的豪强大族地主经过北魏末年杜洛周起义军的冲击，到隋时已经衰落。原来他们世代直接控制本地政权，隋文帝时燕荣为幽州总管，故意把代为著姓的范阳卢氏「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③地方行政完全掌握在隋王朝委派的地方官吏手中。
隋炀帝时，幽州地区的人民曾被大批征调去服各种沉重的劳役，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永济渠，并在幽州城内修建了临朔宫。男子不足，妇女也被征调。隋炀帝三次攻打高丽，都以涿郡作为兵马粮饷的集结地。公元611年（大业七年）二月隋场帝下令攻打高丽，从四月到次年正月，他亲自坐镇涿郡，监督各项准备工作的进行。到612年（大业八年）初就在涿那集中了军队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出师时用了四十天方发遣完毕。每次退兵也都在涿郡进行休整。这些都给幽州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①以上唐代幽州户口数字包括今武清、永清、安次、涿县、固安、新城等地户口数字。见《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新唐书》卷三九、卷四三下《地理志》。
②以上民族迁徒材料见《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新唐书》卷三九、卷四三下《地理志》；《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宋庆礼传》。
③《隋书》卷七四《燕荣传》。
在隋末农民战争初起的年代里，涿郡驻有辽东退兵，农民的斗争受到很大影响。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窦建德在河间大败薛世雄所率幽蓟精兵后，农民起义军在幽州地区迅速发展。易州起义军数万人进攻幽州，其他起义军也竞来进攻，隋的涿郡留守官多不能拒。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窦建德派兵进围幽州，屯兵笼火城（在今北京城与大兴之间）。九月，窦建德亲自率兵二十万围幽州，几次攻到幽州城下，并一度攀上了城墙。
隋唐时期幽州城一直是朝廷镇压华北人民反抗、控制东北各个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七世纪末，契丹和奚强大起来。为了控制和防御契丹和奚，唐玄宗于公元714年（开元二年）设立幽州节度使，统兵九万一千人，马六千五百匹。其中驻扎在今北京市境内的，有幽州城内的经略军，统兵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密云城内的威武军，统兵万人；其余的则分布在今北京市附近各地。这些军队每年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
公元744年（玄宗天宝三载），平卢节度使（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胡人安禄山由于镇压东北少数民族有功，兼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阴谋夺取中央政权，他以御寇为名，筑雄武城，内贮粮食、兵器和一万五千匹战马；他还奏请于上谷（今易县）铸钱五炉，派商胡到诸道贸易，以积聚财力；并以汉族失意文土高尚、严庄等作为自己的谋士。公元751年（天宝十载）安禄山复兼河东节度使后，更加紧进行准备。他以同罗、奚、契丹等少数民族八千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又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幽州起兵，一直打到了洛阳和长安。自安禄山陷两京，常以骆驼把两京御府珍宝运回幽州。后来安禄山集团发生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又为部将史思明所杀，最后史思明也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在安史父子的统率下，叛乱前后持续了八年，历史上称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安史等人用纵容部下烧杀抢掠的办法来鼓舞士气，「焚人室庐，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安史之乱被平息后，投降唐朝的安史余部仍然盘据在河北地区，实力还很强大。唐王朝为了换取他们表面的拥戴，都给以节度使的名号，承认他们的割据。河北地区从此分属幽州卢龙（治今北京市）、魏博（治今河北大名）和成德（治今河北正定）三镇。幽州地区从公元763年（代宗广德元年），李怀仙作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起，到公元913年（后梁乾化三年），李存勗从山西攻占幽州止，一百五十年间先后更换了二十八个统治者。
藩镇的统治是十分贪婪残暴的。唐末五代初，刘仁恭割据幽州，统治尤其黑暗。他的境内使用铁钱，他还用胶泥做成钱币，强迫人民使用，而把民间铜钱搜括进自己的腰包，「于大安山巅凿穴以藏之，藏毕即杀匠石以灭其口」。他还禁止茶商入境，把山上的草叶采来当茶叶卖。后来他与开封的朱梁政权争夺河北，连续失败，竟然强迫征发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全去当兵，并且要自带兵粮，以致「闾里为之一空」。当兵的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①

①以上有关刘仁恭的引文均见《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刘守光传》。
公元十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幽州地区的统治者刘守光和太原的李存勗，都企图勾结契丹统治者来消灭自己的敌对力量。契丹统治者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913年晋王李存勗攻占了幽州，并南攻朱梁，准备统一北方。917年阿保机亲自率领军队三十万围攻幽州城。契丹兵从四面挖地道攻城，城中掘开地道，灌油燃烧以阻击敌兵；又堆土山攻城，城中熔铜汁以洒杀敌兵。由于幽州兵民的奋战，后晋军队固守幽州孤城近二百天，使契丹南侵的企图受到严重的挫折。后唐统一北方后，契丹不断进扰幽州。公元928年，新即位不久的耶律德光又出兵支持河北定州的割据势力，破坏北方统一。契丹兵冒险向南深入，曲阳一战，大败而逃。契丹复遣七千骑救定州，在唐河被打败北走，沿途受到人民的袭击，溃不成军。逃经幽州时，被后唐军邀击，「余众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①。
为了防御契丹，后唐在山西、河北地区屯驻了大量的军队，积存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夺取中央政权，不惜出卖人民的利益，无耻地向契丹皇帝称儿称臣，答应事成之后把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的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换取契丹的军事支持。936年，石敬瑭在契丹骑兵五万人的帮助下，推翻了后唐。耶律德光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幽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幽云十六州中的幽（今北京）、檀（今密云）、顺（今顺义）、儒（今延庆）四州以及妫州（今怀来）的一部分均在今北京市境内。长期以来人民用鲜血保卫住的幽州城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被统治者轻易地出卖了。

幽州经济的发展
唐代幽州地区的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垦，农业有所发展。永徽中（公元650—655年）幽州农民引芦沟水，广开稻田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但是，幽州作为隋和唐在北方的军事重镇，经常驻有大量军队，仅仅依靠本地的粮食是不够供皮的。隋末「仓粟盈积」，是作为军粮从外地运来的。贞观时幽州设常平仓，是作为灾年赈救或贷为种子用的。武则天以后，契丹、奚与唐王朝的关系紧张，不断发生战争，幽州的军粮经常由江南运来。公元696年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说，「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②杜甫在《昔游》一诗中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后出塞》中也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③都说明长江下游稻米运到幽州的情形。唐朝后期，幽州处于藩镇割据政权统治之下，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幽州附近的妫州（治怀戎，在今官厅水库北岸）及北边七镇（在今密云、平谷一带）。
唐代幽州的果木生产有一定发展。栗是幽州重要的贡品之一。④幽州附近的涿州（今涿县）城内并有果子行，专门出售干鲜果品。燕山还出产木材。开元初张说为幽州都督，「命杼人斩木于燕岳，使通林麓之财。」⑤幽州和檀州的土贡有人参，檀州的土贡还有麝香。按唐令，土贡「皆取当土所出」，⑥说明唐代蓟城附近和密云一带还出产人参和麝香。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明宗天成三年。
②《陈子昂集》卷八。
③《杜工部诗集》卷七、卷三。
④⑤《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⑥《全唐文》卷三一二孙逖《唐故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燕国文贞张公遗爱颂并序》。
绫、绢都是幽州向朝廷贡献的土产，幽州城里开设有各种绢行，说明这里的丝织业有一定的规模。蓟城附近有铁冶，城里也开设有生铁行。铁的开采和治炼是幽州的重要手工业之一。唐高祖时，在幽州设有铸钱监。开元初张说命人「采铜于黄山，使兴鼓铸之利」。①说明幽州的冶铜业在继续发展之中。幽州地区还有盐池，唐政府在这里设立了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②
幽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唐代国内商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马和皮毛等关外产品的输入，以及关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输出，都以幽州作聚散点。不少胡商也集中到这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就曾经「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③贸易额是相当可观的。天宝（公元742—756年）、贞元（公元785—805年）间，幽州城里的各行各业十分发达。城北部设有一个固定的商业区和手工业区，称为「幽州市」。各行业都在市里进行营业。行业种类见于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的有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油行、五熟行、果子行、椒笋行、炭行、生铁行、磨行、染行、布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绵彩帛绢行、幞头行、靴行、杂货行、新货行等近三十种行业，不仅行业种类繁多，而且各行之间的分工也很细。行是由经营同一种类商品的店铺组成的，业主称为铺人。铺人有的有许多伙计和学徒，有的则是依靠自己和家人劳动为生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
唐代幽州的交通更加发达了。从长安到幽州，有从长安出发经太原出娘子关，和经洛阳然后沿今京广线北上两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店肆，备有酒饭和驿驴，便利商旅往来。从幽州到东北，可经密云从北口（今古北口）出长城至奚王牙帐（今辽宁宁城东），亦可沿今京承铁路线而至东北。还可出居庸关（唐时亦名纳款关、军都关）至妫州和山西北部。唐武宗灭佛，五台僧多亡奔幽州，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说明居庸关在当时是从北边进出幽州的重要门户。水路，可由永济渠从幽州直达洛阳，还可经海上通往江南和东北。

幽州的文化
《隋书·地理志》说，「涿郡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唐代，幽州地区也产生不少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如，天宝时精通棋艺又工诗文的张南史；以「推敲」称著的中唐诗人贾岛；博通经义，文宗时在对策中指斥朝政而轰动一时的刘蕡等，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
武则天时，著名诗人陈子昂从征到幽州，登蓟北楼，抚今感昔，泣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开元初，一代文宗张说为幽州都督。开元二十年前后，著名诗人高适来到幽州，诗人王之换也寓居在蓟城郊区的萄门。他们在这里也写下了许多反映幽州风貌，记录他们在幽州生活的诗篇。
唐代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亚、西亚一带的乐舞和体育游戏不断传到中原，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从波斯传来的打球（击鞠）就是唐代很流行的一种体育游戏，有骑马打和步打两种。幽州地区打球之风很盛行，球场规模很大，通常还做为阅兵的场所。

①《全唐文》卷三一二孙逖《唐故幽州都督河北书度使燕国文贞张公遗爱颂并序》。
②《金石萃编》卷一〇三《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盐池之数有九，七在幽朔，二陂河东」。《通典》卷十《食货十·盐铁》。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十载。
幽州还有一些表演杂技的民间艺人。《朝野佥载》说，「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杜阳杂编》也记有幽州妓女石大胡，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起节如飞。可见当时幽州的杂技是相当流行的。
幽州地区的雕塑在唐代也取得了高度成就。天宝末年，安禄山在幽州，以白玉石雕为鱼、龙、凫、雁及莲花献给唐玄宗，其「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①可见雕镌的巧妙。房山石经山的辽塔周围保存有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至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期间的四座小塔。有些小石塔上有佛、菩萨、天王和力士像的浮雕，姿态生动，雕刻都很精美。在北京房山县磁家务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无梁殿，名万佛龙泉宝殿，又叫万佛堂。殿内墙上嵌有万佛法会图》浮雕石刻，据考刻于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雕刻也十分精美，保留至今。近年在北京出土的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内的五个精美的汉白玉石俑（鸡、蛇、龙、猪、羊），线条生动，姿态自然，栩栩如生，雕技非常成熟。这些都反映了唐代幽州地区雕刻艺术的高度发展水平。薛氏墓室内还残存有壁画，上有花卉和水鸟的残迹，反映唐代正在兴起的花鸟画已出现在幽州地区了。
隋唐时期的佛教是非常盛行的。北京西南房山县大房山的云居寺是古时幽州重要的佛教寺院，以珍藏石板经著称于世。据记载，北齐南岳惠思大师鉴于北周武帝灭佛焚经的教训，决心刻石经藏于山中。其徒幽州僧静琬秉承师嘱，于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这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支持，隋炀帝萧后曾布施绢千匹。唐玄宗时还特别颁赐佛经四千余卷，作为刻经的底本。
静琬开凿的华严堂（雷音洞）的四壁，嵌有一百四十六块隋和唐初刻造的石经。从书法上看，石经与虞世南、褚遂良等唐初大书法家的字体相近。具有内含刚柔，外露筋骨，阴劲瘦硬，笔力益刚的风格。这些石刻都不是出自著名书法家之手，而是不畏艰辛的无名艺术家的作品，是他们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石经山上有上下两层石窟，上层七窟，下层两窟，大都是唐时期开凿的。这九窟所藏石经，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出四百多块。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了当时幽州、涿州行会的名称。这些石经对于校正佛经，研究我国佛教、石刻、书法艺术和经济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北京郊区一些风景秀丽的地方也修建了不少寺院。隋文帝时，为藏「舍利」而在弘业寺（今天宁寺）建有高塔。此塔后来倒塌，今天宁寺砖塔乃辽代建筑（详见本书辽代部分）。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在今西郊马鞍山下，创建了一座慧聚寺（今戒台寺），这里有流泉山花，山峰秀丽。唐贞观年间建兜率寺，在西山山麓北部，即今卧佛寺。悯忠寺（今法源寺）是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为纪念阵亡将士建立的，是为了缓和将士的不满和笼络人心。东西曾建有两塔，高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建，寺内现仍保存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张不矜撰、苏灵芝书的《无垢净光宝塔颂》，和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的《唐悯忠寺重藏舍利记》。开元年间还建立了天长观（今白云观，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道教寺院。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注引《明皇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