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活动

阿伦特在解释艾希曼之“罪恶的浮浅性”时，对于他之所以犯下滔天大罪的因素，提出了“思维的匮乏”。在这里，阿伦特所说的“思维”是一种活动，它的现象本质在于，人之自我反思，这种自我反思乃介于我跟我自己的对话。这种思维的作用“揭露一切未经审问明辨之意见的偏颇，继而铲除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而且经常顽冥不化之价值、学说、教条，甚至是信念的偏执迷妄”。另外一方面，思维活动亦酝酿出良知，这种良知是道德情感，让我们在当下的行动处境中，能立即分辨善恶、对错。因这种道德情感，人才得以感受“有愧/无愧良心”。阿伦特相信，这种思维活动能确保人的道德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仅止于个人自我，也就是说，人一犯错，如果他尚存自我反思的思维能力，那么，这个犯了错的自我无法跟另一个自我和平对话，而终至不能共处一室。艾希曼之所以犯罪，理由在于他根本不知道其自我有一个伙伴存在，因此他独处时不会有自我责难的不安。
思维活动是一种内在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它产生不了任何具体结果（包括知识）。因此，它如何跟实践的行动有关？在本书收录的“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中，阿伦特本人深刻反思这些问题。其中有三个要点：一是思维活动所酝酿的良知是一种道德情感，既是一种情感，它除了不稳定、不可靠之外，它亦无法清楚地指正何谓对错、是非、善恶。二是，良知在极大的程度上，乃源自一个社群的习俗与成规的影响。当社会成规一有变化，良知就无所适从。追根究底来看，良知作为一种情感，终究只指示顺从与不顺从社会的成规，它无法显示道德性。最后，良知若是上帝的戒律与实践理性在人心内在的召唤之音，人受指引，确实可以形塑道德的一致性与完整性，但良知的召唤不涉及国家的法律与同胞的意见。对政治行动的世界而言，这种道德活动只是“边际性的”，无涉政治的关怀与作为。
依照她的阐述，西方人首次体会人意志活动之意义，乃在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以及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在他们的体认，以及神学的思辨中，意志被视为人心灵的主要趋动力，它的力量无所限制，是全然自由的。以日后哲学的发展来看，这即是自由意志的概念根源。但随着这种自由意志的发现而来的是意志的活动的另一种特征。作为一种心灵活动，意志本身如同思维的活动一样，亦自我分裂。这种分裂的原始形态系“我意欲某种善，但这个意志亦发现我无法完成这个善”（I-wil-but-cannot），，或者“我意欲某种善，但这个意志同时否定这个欲求”（I-willand-will-not）。意志的这种自我分裂不同于思维活动中自我分裂成“我与我自己”的对话，而是两者无穷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