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时代分期论与后16世纪的共通问题

亚洲作广域性时代划分尝试的另一个焦点，是海域世界。特别是16世纪以后，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南部的海域世界，取代了欧亚大陆中部曾有的影响力，成为亚洲史共同节奏的发源地。这里将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所作的时代划分为例，探讨其方法上的特色。在《亚洲中的日本史》（1992—1993）系列的开头论文《时代划分论》中，三名编者指出他们采取的方针是：“将（日本）列岛地域所受的外来冲击力相对较弱、对外关系得以安定存续的时期看作相对安定期；将在安定期中积聚的矛盾表面化，对外关系的紧张导致地域间交流情况的急速变样，并且地域内部的政治、社会状况也随之密切联动的时期看作过渡期或变动期；在这两种时期的交互脉动中，描述（日本）列岛的历史展开。”据作者说，该方法是一种强调亚洲影响力的日本史时代划分法，同时由于重视亚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变动，该方法与包含日本列岛的亚洲整体史的时代划分也是相关的。编者们所区分的10个时期具体如下（其中奇数为安定期，偶数为变动期）：
第一期（公元前3世纪至3世纪）：中原的统一和周边地域的觉醒；
第二期（3世纪至6世纪末）：中原的分裂和周边国家的形成；
第三期（6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律令国家群的登场；
第四期（8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中叶）：大动乱和交易体系的生成；
第五期（10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初）：日、宋、高丽的贸易时代；
第六期（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末）：元军的入侵和倭寇；
第七期（15世纪初至16世纪前半叶）：册封体系的完成和勘合贸易体系；
第八期（16世纪前半叶至17世纪末）：倭寇状况和摸索新秩序；
第九期（17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近世秩序的安定和矛盾的深化；
第十期（19世纪前半到19世纪末）：亚洲的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
可以看到，第二、四、六期等变动期的开端，与杉山正明等学者所指出的3世纪、9世纪、13世纪以欧亚大陆中部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规模的变动期，是互相吻合的。尽管3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分裂期而日本形成了统一国家，9世纪以后日本出现分权倾向而中国形成了新的集权体制，也就是说以各个变动期为契机所形成的体制并不相同，但是这里区分时期的基准并非社会性质的同质与否，而是一种共同所受的冲击。尽管在该共同冲击下，各地域或生成了类似的体制，或生成了迥然相异的体制。
上述的第八期在日本史方面一般被认为是“近世”的开始时期。关于“近世”（early modern period）一词，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新看法，即在15、16世纪以来的国际商业热潮和新兴国家的形成等全球性大规模变动中，对各地域的变动进行时期定位。在欧美学界，内陆亚细亚研究者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在遗作《整体性历史》中对“世界是否存在单一的近世史”予以追问，他指出16至18世纪的北半球出现了以下共同的变动：1）人口增加；2）历史变动节奏加速；3）“地方”都市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成长；4）都市商业阶层的勃兴；5）宗教再兴和宣教活动；6）农村骚乱；7）游牧民的没落。受布罗代尔影响而详细描绘了东南亚海域世界的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也在其论文集《近世的东南亚》序文中对“近世”作为连接地域史与世界史之概念有效性表示认同，他指出“近世”概念也适用于15至18世纪（或者范围更小的16至17世纪）的东南亚，其共同的特点是：1）商业活跃化；2）新型军事技术；3）新集权国家的形成；4）依靠经典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权力正当化。瑞德认为东南亚的“近世”不是从欧洲人来航后才开始的，而且即使其“近世”一词仍含有实现近代化可能性的含义，但是他所谓的近代化，与一般所说的西方式近代化相比，具有更广泛多元的意思。
而日本史学界虽然注意到“近世”一词与“封建”社会体制所存在的差异，但是仍然长期习惯性地使用“近世”一词来表达“封建社会时期”中的江户时代。现在，“近世”一词的意义显然也需要予以重新思考。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的日本统一及幕藩体制的成立，其实正是在商业活跃化、新型军事技术的导入、新集权国家的形成这一浪潮中实现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围绕“宋以后近世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该论战是围绕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商品经济和地主的土地所有等中国内部的社会性质展开的。如果不仅是从中国内部的社会性质，而是从与世界史的关联来探讨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激烈变动也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之“近世”初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激烈变动之后，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域内部所形成的具有独自个性的社会体系和生活方式，在近代化的时代被看作必须予以克服或者予以保持的“传统”。
第一是民族（族群）、宗教问题。16世纪的国际商业发展、人口的流动、新兴宗教的兴起和传播营造了一个众多民族和宗教混合的社会局势，近世国家是以什么样的正当化理论来处理这些多样性，实现国家整合的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一致。在入关以前已经具有满洲、蒙古、汉的复合国家特征的清朝在入关后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特征，营造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具有广大版图的国家。而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和日本却在实现民族的同一性、宗教与语言的同一性方向上推进国家建设。
第二是社会组织问题。16世纪的动乱时代是政权互相抗衡的时代，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涌现出各种集团并互相抗衡的时代。怎样统治这样的各个集团，建立一种统一的安定的政治制度呢？关于这一点，答案也不相同。日本和欧洲比如法国完善了由出生的家庭来决定身份的世袭制身份制度。可是在清代中国，虽然有八旗那样的世袭集团，但整体上由科举等制度而造成的社会地位的流动性非常强。宗族那样的血缘团体的社会性力量虽然很强大，但那不是与国家性身份制度相关的，只不过是民间的互相扶助的集团而已。
第三是市场经济和财政问题。16世纪急速成长起来的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成为新兴政权的重要财源，可同时带有引发战争和社会不安、动摇政权的危险。怎样驯服这如同危险的猛兽一样的市场经济来确保财源呢？在这一点上，答案也是不同的。有国家直接参与商业并从中获得财富的欧洲重商主义国家；也有对商品经济比较自由放任，同时将土地税作为主要财政基础的清朝；还有抑制土地买卖和人口流动以确保土地税收入的日本等。
这些答案的不同点造就了近世各个国家的多彩个性。各个地域的答案不同，可是各个地域却面临着共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应该说是“一个时代”。那么，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从19世纪以后欧美掌握了世界霸权这个阶段来回顾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正确的答案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说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答案是正确的，其他的多多少少有些错误。但是近年来的历史学家正试图逐步摆脱那种由结果来判断过去的看法。认为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一种偶然，发生在其他地区也不足为奇。如果这样来考虑的话，近世各国所具有的各种特征就值得我们从新的关心点出发，把它们作为后16世纪各个地区针对共通问题使出浑身解数得出的答案来进行一番重新审视。
这种“波动”性历史观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也会有一定意义。这个“波动”性历史观可说是对目前“近世”论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的尝试性回答。1）各个地域面临的问题有共同性，但答案有多样性，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观点太轻易地下判断说哪个对哪个错；2）各个地域的答案当然是以既存的社会经济情况为基础条件的选择，但并不是必然而然的发展，而是有创新性意义的摸索；3）各个国家（比如清代中国、德川时代的日本等）各有个性，但其成立过程和独特性质只有在我们从更广域的视点来做分析时才能充分地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