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修订版序

我想我是能够懂得那位广州的高中生为什么要用“人类”的“本质性”的“卑劣”来形容鲁迅的，他对那教主兼打手式的“鲁迅”的反感，他对那用了形形色色的材料 —— 鲁迅不过是其中之一
   —— 来编织虚伪的道德网罟、企图控制人的全部生命律动的意识形态的厌恶，他那因此而调头他向、不惜从相反的方面来理解人性的愤激的心情，我是太熟悉了，我自己就曾长久地陷溺其中，至今还常常摆脱不了。而唯其有过类似的心理体验，我对这些混杂着青春的激情、幻灭感、反抗意识和好走极端的冲动的愤激情绪，就不会仅仅像十年前那样一味赞赏了。当强烈厌恶过去涂在鲁迅脸上的那些涂者以为光辉、观者却嫌其枯陋的油彩，禁不住要一洗为快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警惕，不要把那些油彩和鲁迅本身混淆起来，以为他真是一半教主、一半打手呢？当不满于过去对鲁迅的种种无谓的神化，于是特别去刻画他的凡人的喜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得留心，不要把这“凡人”理解得过于狭隘，以为它就是平庸和卑
琐的同义词？当然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继续趴在地上仰视鲁迅了，你甚至不妨看他作自己的同类，也是一个社会旋涡中的挣扎者、苦斗者，甚至失败者。但是，唯其如此，我们就更不能忽视那挣扎背后的深思，苦斗之中的坚忍，失败所蕴含的启示：与天神的轻松的凯旋相比，凡人的苦斗之后的失败，才更值得深思，也更令人尊敬。

    鲁迅一生所经历的，当然最多是痛苦，他的思想的特质，也确实偏于阴暗；但是，他也收获了许多别样的经验，精神上更有许多别的特质，如他的幽默感，他的深入骨髓的智力上的优越感，更不必说那种锲而不舍、强自乐观的战斗意识了，它们同样构成了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倘若以为他就只有一副痛苦的表情，思路永远都是阴暗，那就太简单，反而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幼稚了。
    不仅如此。在今天，许多像我这样年龄或者比我年轻一辈的人，还分担着一种共同的精神缺陷。由于自小接受的教育的偏颇，由于现实环境的限制，我们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相当隔膜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都不知道，许多复杂的历史情境，我们也无从想象。可是，今天的中国人的生活，正是这一段历史的产物，因此，我们对这历史的无知，必然会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限制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比如说，进入1990年代以来，在你我周围，迅速冒出了这样一种意识，它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径直理解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又将这“现代化”，径直理解为“美国式的生活”，再将这“美国式的生活”，径直理解为“市场经济”和“效益至上”，最后将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径直判断为通往“美国式生活”的入口：这是多么粗暴、片面、充满了妄断的意识！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意识，最近十年间，经由各种商业广告和传播媒体的散发，居然广为流传，在许多地方甚至成为时尚。这当然有很多深刻的原因，无法在这里一一论述。但是，我们对最近二百年的中国历史的无知，由此导致的对最近二十年生活记忆的简化，这无知和简化的互相支持、恶性循环，是否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用说，这无知和简化相激相助的情形，在1990年代我们对鲁迅的理解中同样暴露出来。因为不了解一百五十年前，乃至一百年前的敏感的文人们是如何理解和应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困境的，我们就很容易无视那将鲁迅深嵌其中的思想的背景，仿佛他是像孙猴子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于是，不是觉得他太古怪，就是以为他太落伍。同样，因为陷入了对社会前景的单面的想象，将“传统”和“现代”看得如同水火，再拿这单薄的想象去反套鲁迅，我们就很容易肢解和简化他，甚至轻视他，不能领会他思想中那些深邃而真正独特的意蕴。因为丧失了对最近半个世纪的生活的大量的记忆，我们甚至会陷入对“精神”本身的极度的冷淡，对“人”的根本的怀疑，我们会以为所有精神性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人性中除了自私和自利之心，就没有别的重要部分了：你戴着这样的眼镜去看鲁迅，不对他发生错觉，以为是一块压迫你的重物，那才奇怪呢！这结果，就是我们对鲁迅的许多激烈的判断和批评，最后都可能曲曲折折地汇入那粗暴、片面的流行意识，推波助澜，将社会驱入麻木、粗陋的不堪的境地。甚至
还可能被利用、被改编为制造“醉虾”的一味作料，与那精神厨房的酒缸为伍。
我当然愿意相信，我的这一本鲁迅传记，是能够避免那样的厄运的。这一次重读和修订它，我并没有做大量的修改，这固然有身在异地、缺乏资料等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依然觉得，正应该这样来描述鲁迅。在这本书问世以前，中国 —— 也不仅仅是中国 —— 的读者已经读到了大量的鲁迅传记，它们之间或各有差异，但似乎都将叙述的焦点，对在了鲁迅作为革命家、战士、青年导师乃至唯物主义信徒的那些方面。尽管这些传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参加到那塑造教主兼打手式的鲁迅神像的工程当中，并因此获得了程度各异的思想、学术或文学价值，但它们那种铺天盖地、互相映照的浩大声势，还是在客观上造成了对鲁迅的明显的简化、割裂，甚至严重的遮蔽。当然，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的情况，那是说来话长，不能仅仅责怪这些传记的作者的，我这里也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所以会这样去理解鲁迅，所以要写出这样一本明显侧重在鲁迅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剧的传记，甚至所以会那样放肆地宣泄我自己的愤懑情绪，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却正是在这里：

   我想要打破那一味将鲁迅往云端里抬的风气，想要表达对鲁迅的多样的情感，不仅仅是敬仰，是热爱，还有理解，有共鸣，甚至有同情，有悲哀；我更想要向读者显示生活的复杂和艰难，不仅仅是鲁迅，也是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

    当接到那熟读了过去的种种鲁迅传记，反而愿意表示偏爱的读者的来信，当听到若干同代人从书中读出了对于鲁迅的近于执拗的热爱的时候，我的确感到欣慰：一种对于彼此能够沟通的欣慰，一种得到了真正的理解的欣慰。但是，另一些非常年轻的读者的来信，却逼迫我不得不去设想另外的情形：如果是一个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生的年轻人，既不知道过去的时代曾如何神化鲁迅，甚至也只读过很少的鲁迅的文字，他会不会因为我的这一本书而形成对鲁迅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解呢？如果他正受着种种流行风气的熏染，也开始轻蔑一切与理想、热忱、信任和献身有关的事物了，再读了我对于鲁迅的精神悲剧的强调，他会不会更增添一份对那轻蔑的确信呢？如果很不幸，他又属于那严重缺乏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基本了解，甚至对十年前的记忆也日渐淡漠的人群，我对于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阴暗的描述，特别是溢出笔端的那些缺乏节制的愤激情绪，会不会反而助长了他对社会变迁的简单化的判断，甚至怂恿他跃入对未来的盲目的轻信？

当然了，世界这么大，光是中国人，就有这么多，任何一个作者，都无法预料他写下的文字的效果，他也完全不必为他所不乐意的可能的后果而过分斟酌，只要自己确认的，就尽可放笔直书。但是，我却似乎难有这样的洒脱和豪气，单是上面所列的那些假设，就已经令我深感不安；而内心更有另一个声音，不断地追问我：你真是完全信赖你在这本书中对鲁迅的全部描述吗？你真觉得它们不会有错吗？对鲁迅，你就真是没有别的理解了吗？
置身在这么一个纷乱的时代，你有时候真会觉得，许多看上去非常复杂的论说，其实都是在掩盖，或者回避什么东西，与其淹在那些闪烁其词、不着边际、貌似全面而居心可疑的论说的泥潭里面，眼看着社会愈益倾斜而动弹不得，不如干脆跳出那泥潭，直截了当，怎么想就怎么说，虽然粗暴、简单，却能够拨开迷雾，击中要害。但有时候，你又会强烈地感觉到，面对这愈益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再像譬如1980年代的许多时候那样，抓住一点就全力投入，甚至以“深刻的片面”自喜，那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想得更复杂，应该尽可能地兼顾不同的方向，因为今天的许多敏感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处于鲁迅所说的“横站”的位置，而且这“横站”的含义，绝不只是限于对“敌我”的确认。当这两种意识在我脑中交缠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言说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感觉大概还会逐渐加深。两年前初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我印象最强烈的，就是作者对那种不得不同时向几面作战的艰难境遇的认同。去年春末，科索沃事件在欧洲和中国知识界引起的轩然大波，更使我亲身感受到了单执一面的思想立场的乏力。也许，七十多年前，鲁迅从个人经验中概括出来的那个“横站”的概念，正预示了对21世纪人类的复杂境遇的领悟，而成为对今天世界上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的缩写？如果真是如此，那我反倒可以安心，可以坦然地去面对那虽然云遮雾罩，却毕竟有迹可循的社会压迫与挑战，并为此而不断地重返那些能持续滋养我们的精神资源的深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