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两个事件以及对其记忆和意义的争夺，揭示了罗马的历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武装抵抗的伦理问题。本书将通过涵盖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和记忆，来探讨这两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事件。
行动与反应、攻击与报复、罪与罚一一这种可怕的对称性将主导人们对事件的记忆，仿佛事情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两段文字，此前和此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仿佛从拉塞拉路袭击到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的一连串事件是一个自成一体、无可避免的循环。一旦“命令已经执行”，秩序得到恢复，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一一我们不妨将整个事情埋葬，正如纳粹把尸体埋在行将崩塌的山洞里，埋在成堆的黑土和垃圾之下，以掩盖气味。
民众的信念，加上因受大众报刊、媒体、教会和保守势力操弄而发生政治性歪曲的记忆，催生了一种被广泛采信的叙事，即德国人本来要求游击队员自首，只是后者并未照做他们才展开报复。这种叙事反过来又滋生了大量针对相关游击队员以及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诋毁。然而，上文援引的德军新闻稿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而且该事实在战后的审判中得到了那些纳粹指挥官不情愿的确认:报复是在袭击发生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的，而且是在完成之后才宣布的并没有要求游击队员自首，也没有给予他们这么做的机会，更不必说真的花力气去搜查所谓的“罪犯”。
半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在档案和出版物中都已公开记录。然而，事件的真相却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着无知与误传的叙事遮蔽，这些叙事把责任颠倒过来，并不指责德国人实施了大屠杀，反倒指责游击队员造成了大屠杀:如果不是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不是他们没有去自首以防止报复，大屠杀根本不会发生。这种叙事之所以很难抗拒，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反主流叙事的吸引力。它让人们在抵抗运动作为共和国建国运动这一官方故事之外有了可替代的选择，虽然它也利用了在国家公共生活中远非边缘或次要的制度性力量，包括政府机构、政党和媒体。所有这一切被一个常识性的信念焊接在一起:一个人不会连肇事者都没有试图去找，就对三百三十五名无辜者实施报复。
人类学家布鲁斯·杰克逊说，故事生成了它们自己可以接受的现实的边界:在故事开始之前，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故事结束之后，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叙事的开端扰乱了秩序，而结局则恢复了秩序。大部分关于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的历史文献都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自我封闭的事件，本书的目的则是质疑这一路径。首先，我将试图证明，游击队在拉塞拉路的行动跟纳粹在阿尔帖亭洞窟的大屠杀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两个。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但也问题重重。其次，我将试图表明，二者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这些事件并非从拉塞拉路的爆炸开始，也不是以党卫军引爆洞窟，以埋葬受害者的尸体而告终。
然而，这个故事呼唤着我，不仅是基于公民道德方面的原因，还因为它对口述史的实践和理论构成了知识和方法论上的独特挑战，同时也是机会。口述史基本上是创造关系的过程: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过去的事件与现在的对话性叙述之间。历史学家必须兼顾事实的和叙事的、所指的和能指的、过去的和现在的层面，以及最重要的，在所有这些层面之间的空间工作。但是，不仅是作为研究者的我和与我交谈的叙述者认为必须做这项工作。有许多人惠助我转录访谈；其他人只是接受了完全是象征性的报酬。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需要讲述的故事。
其次，我特别着迷于讹谬的故事、神话、传说和沉默的广泛存在，比如围绕这两个事件所编织的那些。尽管口述史小心翼翼地将事件和叙事、历史和记忆区分开来，但它这样做是为了将叙事和记忆当作历史事实。当一个不正确的历史重构成为流行的信念时，我们不仅要纠正事实，还要审问自己，这种常识是如何和为何形成的，有何意义和用途。这就是口述资料独特的可靠性(reliability)所在:即使它们没有如实地讲述事件，这些差异和错误本身就是事件，可以充当线索，让我们了解欲望和痛苦随着时间推移所起的作用，以及对皂数载璐泰熙窜郎骂覆继胴勉本的痛苦探索。
在当下这样一个时刻，这就更有必要了，因为关于记忆的斗争，已不仅涉及历史学家之间的辩论或者派系之间对过去的指责，也成了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民主(它们正是从那些事件中产生的)的认同或存或亡的基础。
我把本书构建成多声部的叙事，由不同长度的片段组成的蒙太奇，乃因为不可能使用所有数千页的记录，也因为口述史不仅仅是故事的收集，还是它们的解释和再现。解释始于资料来源的选择，继续于研究者在访谈中的积极作用，并在作者发声的公开评论中以及编辑和剪辑组合所隐含的意味中达到顶点。当然,本书作出的解释,无论明确的还是隐含的，责任都在我，这就是为什么它以我的名字出现。
在此意义上，《罗马观察报》的社论是个典型。它用“受害者”(德国人)和“罪犯”(游击队员)这类字眼，把袭击描述为犯罪行为,而在阿尔帖亭洞窟被杀的人只是“被牺牲”。这样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天主教派报纸不大可能以中立的、顺带的方式使用。“牺牲”，作为成圣的行为，是对罪过的补偿，是犯罪后必要的净化和救赎。也许是不经意地，但意味深长的是，教会的机构似乎暗示在阿尔帖亭洞窟发生的，是某种礼仪性的事件。
《罗马观察报》的社论还给人一种印象，即德国人在决定实施大屠杀之前曾试图逮捕罪犯。他们并没有一一但我不知道教会方面是否对此有过任何更正或修改。罪责从纳粹剑子手向“卑怯”和“不负责任”的游击队员身上转嫁，由此滥筋。那些同教会和天主教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和消息源，将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来不断固化这种印象，使其渗入公众想象的血脉，毒化人们对这一事件，以及对抵抗运动、对共和国的身份与起源的记忆。这正是纳粹报复行动真正的、长期的成功之处。
在罗马，历史是大写的。历史的重负似乎挫败了记忆，使之变得歇斯底里，或者看起来无关紧要。很多时候，历中远离人们日常的生活，或者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要把他们压垮。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和阿尔帖亭洞窟之间的关系如此重要。
一方面，大屠杀被铭记为德国人在本国首都犯下的最耸人听闻的战争罪行，堪称最能象征着纳粹占领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今天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游击队、反法西斯话语，其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便是这一神话性叙事，即指责抵抗组织带来了大屠杀而没有阻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