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对滑铁卢战役的书写

无史家之野心。看重偶然事件对成败的影响，上天的意旨。高度评价拿破仑的军事才能，认为拿破仑是伟人（相比之下，托尔斯泰觉得拿破仑不足道）。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一晚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儿滴雨，对章破仑就成了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雨水，便可使滑铁卢成为奥斯特里茨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了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一个世界崩溃。
在那次战争的失败里拿破仑方面的错误占多少成分呢?中流失事便应归咎于舵工吗?
拿破仑体力上明显的变弱，那时难道记引起他精力的衰退?……

我们绝不那么想。

他的作战计划，众所周知是件杰作。
至于我们，尽可以让那些史学家去聚讼，我们只是一个事后的见证人，原野中的一个过客，一个在那血肉狼藉的地方俯首搜素的人，也许是一个把表面现象看作实际
情况的人；对一般错综复杂、神妙莫测的事物，从科学观点考虑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军事上的经验和战略上的才干，不能成为一家之言；在我们看来，在滑铁卢，那两个将领被一连串偶然事故所支配。至于命运，这神秘的被告，我们和人民（这天真率直的评判者）一样，对它作出我们的判决。
历史学家只能勾勒轮廓，刻画不出战争混乱的过程。
每次战争总有风云的变幻。“天意莫测。”每个史学家都随心所欲把那些混乱情形描写几笔。为将者无论怎样筹划，一到交锋，总免不了千变万化，时进时退；在战事进行中，两军将领所定的计划必然互有出入，互相牵制。战场的某一点所吞没的战士会比另一点多些，仿佛那些地方的海绵吸水性强弱不同，因而吸收水量的快慢也不一样。为将者无可奈何，只得在某些地方多填一些士兵下去。那是一种意外的消耗。战线如长蛇，蜿蜒动荡，鲜血如溪水，狂妄地流着，两军的前锋汹涌如波涛，军队或进或退，交错如地角海湾，那一切礁石也都面面相对，浮动不停；炮队迎步兵，马队追炮队，队伍如烟云。那里明明有一点东西，细看却又不见了，稀疏的地方迁移不定，浓密的烟尘进退无常，有种阴风把那些血肉横飞的人堆推上前去，继又撵回来，扫集到一处，继又把他们驱散四方。混战是什么呢？是种周旋进退的动作。精密的计划是死东西，只适合于一分钟，对一整天不适合。描绘战争，非得有才气纵横、笔势雄泽的面家不可；伦物朗就比范·德·米伦高明些。范·德·米伦正确地面出了中午的情形，却不是三点钟的真相。几何学不足为凭，只有飓风是真实的。因此福拉尔有驳斥波利比乌斯的理由。我们应当补充一句，在某个时刻，战争常转成肉搏，人自为战，分散为无数的细枝末节。拿破仑说过：“那些情节属于各联队的生活史，而不属子大军的历史。”在那种情况下，史学家显然只能叙述一个梗概。他只能掌握战争的主要轮廓，无论怎样力求忠实，也决不能把战云的形态刻画出来。

这对任何一次大会战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对滑铁卢。
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的原因：向导的奸计，更重要的是“天意使然”——拿破仑过分伟大，扰乱了人类命运的平衡，使上帝不快，他的败亡乃必然。
拿破仑在命令米约铁骑军冲击之先，曾经估量过地形，不过没有看出那条在高地上连一点痕迹也不露的凹路。可是那所白色小礼拜堂显示出那条凹路和尼维尔路的差度，提醒过他，使他有了警惕，因此他向向导拉科斯特提了个问题，也许是问前面有无障碍。向导回答没有。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拿破仑的期溃是由那个农民摇头造成的。

此外也还有其他非败不可的原因。

拿破仑这次要获胜，可能吗？我们说不可能。为什么？由于威灵顿的缘故吗？由于布吕歇尔的缘故吗？都不是。天意使然。

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胜利，那就违反了十九世纪的规律。一系列的事变早已在酝酿中，迫使拿破仑不能再有立足之地。形势不利，由来已久。

那巨人败亡的时候早已到了。

那个人的过分的重量搅乱了人类命运的平衡。他单独一人较之全人类还更为重大。全人类的充沛精力要是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头颅里，全世界要是都萃集于一个人的脑子里，那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就会是文明的末日。实现至高无上、至当不移的公理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决定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必然趋势的各种原则和因素都已感到不平。热气腾腾的血、公墓中人满之患、痛苦流涕的慈母，这些都是有力的控诉。人世间既已苦于不胜负荷，冥冥之中，便会有一种神秘的呻吟上达天听。

拿被仑已在天庭受到控告，他的倾覆是注定了的。

他使上帝不快。

滑铁卢绝不是一场战斗，而是宇宙面貌的更新。
那种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无畏精神竟会这样惊扰，恐怖，崩溃，这能说是没来由的吗？不能。极大的右的黑影投射在滑铁卢了。那一天是命中注定的。一种超人的权力使那天出现了。因此万众俯首战栗，因此心灵伟大的人也全交剑投降。当年征服欧洲的那些人今日一败涂地，他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做的了，只觉得冥冥中有恐怖存在。“非战之罪，天亡我也。”人类的前途在那天起了变化。滑铁卢是十九世纪的关键。那位大人物退出舞台对这个大世纪的兴盛是不可缺少的。有个至高的主宰作了那样的决定。所以英雄们的惶恐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滑铁卢战争中，不但有乌云，也还有天灾。上帝到过了。
对小人物的敬意（还是和神意联系在一起）
滑铁卢战争的胜利者不是在溃败中的拿破仑，也不是曾在四点钟退却，五点钟绝望的威灵顿，也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布吕歇尔，滑铁卢战争的胜利者是康布罗纳。
那些伟大岁月的精神，在那出生入死的刹那间启发了这位无名小卒的心灵。康布罗纳找到的滑铁卢的那个字，正如鲁日·德·李勒构思的《马赛曲》，都是出自上天的启示。有阵神风来自上天，感动了这两个人，他们都瞿然憬悟，因而一个唱出了那样卓越的歌曲，一个发出了那种骇人的怒吼。康布罗纳不仅代表帝国把那巨魔式的咒语唾向欧洲，那样似嫌不足；他还代表革命唾向那以往的日子。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并且在康布罗纳的声音里感到各先烈的遗风。那仿佛是丹东的谈吐，又仿佛是克莱贝尔的狮吼。
相比上天的干预，人力微不足道。相比文明的发展，战功微不足道。
在那不测之事中，显然有上天干预的痕迹，人力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假设把滑铁卢从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手中夺回，英国和德国会丧失什么吗？不会的。名声大振的英国和庄严肃穆的德国都和滑铁卢问题无关。感谢上天，民族的荣誉并不在残酷的武功。德国、英国、法国都不是区区剑匣所能代表的。当滑铁卢剑声铮鏦的的时代，在布吕歇尔之上，德国有歌德，在威灵顿之上，英国有拜伦。思想的广泛昌明是我们这一世纪的特征，在那曙光里，英国和德国都有它们辉煌的成就。它们的思想已使它们成为大家的表率。它们有提高文化水平的独特功绩。那种成就是自发的，不是偶然触发的。它们在十九世纪的壮大决不起源于滑铁卢。只有野蛮民族才会凭一战之功突然强盛。那是一种顷忽即灭的虚荣，有如狂风掀起的白浪。文明的民族，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因一个将领的幸与不幸而有所增损。他们在人类中的比重不取决于一场战事的结果。他们的荣誉，谢谢上帝，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光明，他们的天才都不是那些赌鬼似的英雄和征服者在战争赌局中所能下的赌注。常常是战争失败，反而有了进步。少点光荣，便多点自由。鼙鼓无声，理性争鸣。那是一种以败为胜的玩意儿。既是这样，就让我们平心静气，从两方面来谈谈滑铁卢吧。我们把属于机缘的还给机缘，属于上帝的归诸上帝。滑铁卢是什么？是一种丰功伟绩吗？不，是一场赌博。

是一场欧洲赢了法国输了的赌博。
英国得胜在于它的士兵，而不是将领。
（一会儿说拿破仑和威灵顿对偶，一会儿评价拿破仑是天才，威灵顿只是庸才。前面既已说拿破仑举足轻重，后面又说威灵顿的作用远不及英格兰人民，这不矛盾吗？雨果对法兰西的民族感情，是否影响了他对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客观判断？）
拿破仑和威灵顿，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两个背道而驰的人。喜用对偶法的上帝从来不曾造出一种比这更惊人的对比和更特别的会合。一方面是准确，预见，循规蹈矩，谨慎，先谋退步，预留余力，头脑顽强冷静，步骤坚定，战略上因地制宜，战术上部署平衡，进退有序，攻守以时，绝不怀侥幸心理，有老将的传统毅力，绝对缜密周全；而另一方面是直觉，凭灵感，用奇兵，有超人的本能，料事目光如炬，一种说不出的如同鹰视雷击般的能力，才气纵横，敏捷，自负，心曲深沉，鬼神莫测，狎玩命运，川泽、原野、山林似乎都想去操纵，迫使服从，那位专制魔王甚至对战场也要放肆，他把军事科学和星相学混为一谈，加强了信心，同时也搅乱了信心。威灵顿是战争中的巴雷姆，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这一次，天才被老谋深算击溃了。
滑铁卢是一场头等战争，却被一个次等的将领胜了去。

在滑铁卢战争中，我们应当钦佩的是英格兰，是英国式的刚毅，英国式的果敢，英国式的热血；英格兰的优越，它不致见怪吧，在于它本身。不是它的将领，而是它的士兵。
英格兰在威灵顿面前过于妄自菲薄了。把威灵顿捧得那样高便是小看了英格兰。威灵顿只是个平凡的英雄。那些灰色的苏格兰军、近卫骑兵、梅特兰和米契尔的联队、派克和兰伯特的步兵、庞森比和萨默塞特的骑兵、在火线上吹唢呐的山地人、里兰特的部队、那些连火枪都还不大知道使用但却敢于对抗埃斯林、里沃利的老练士卒的新兵，他们才是伟大的。威灵顿顽强，那是他的优点，我们不和他讨价还价，但是他的步兵和骑兵的最小的部分都和他一样坚强。铁军比得上铁公爵。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全部的敬意属于英国的士兵、英国的军队和英国的人民。假使有功绩，那功绩也应属于英格兰。滑铁卢的华表如果不是顶着一个人像，而是把一个民族的塑像高插入云，那样会比较公允些。
滑铁卢战役的定性：一次反革命的胜利。但战争的胜利仅是一时的，革命还有未来，未来的胜利要靠进步。
假使我们从最高处观察问题，就可以看出滑铁卢是一次有计划的反革命的胜利。是欧洲反抗法国，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反抗巴黎，是现状反抗创举，是通过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向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进行的打击，是王国集团对法兰西不可驯服的运动的颠覆。总之，他们的梦想就是要扑灭这个爆发了二十六年的强大民族。是不伦瑞克、纳索、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哈布斯堡和波旁的联盟。滑铁卢是神权的伥鬼。
你要了解革命是什么吗？称它为进步就是；你要了解进步是什么吗？管它叫明天就是。明天一往直前地做它的工作，并且从今天起它已开始了。而且很奇怪，它从来不会不达到目的。富瓦原是个军人，它却借了威灵顿的手使他成为一个雄辩家。富瓦在乌古蒙摔了跤，却又在讲坛上抬了头。进步便是那样进行工作的。任何工具，到了那个工人的手里，总没有不好使的。它不感到为难，把横跨阿尔卑斯山的那个人和宫墙中的那个龙锺老病夫都抓在手中，替它做那神圣的工作。它利用那个害足痛风的人，也同样利用那个征服者，利用征服者以对外，足痛风病者以对内。滑铁卢在断然制止武力毁灭王座的同时，却又从另一方面去继续它的革命工作，除此以外，它毫无作用。刀斧手的工作告终，思想家的工作开始。滑铁卢想阻挡时代前进，时代却从它头上跨越过去，继续它的路程。那种丑恶的胜利已被自由征服了。
拿破仑的失败使他愈发伟大崇高，拿破仑崇拜的余温。
人已被拿破仑变得伟大，同时也被他变得渺小了。理想在那物质昌明的时代得了一个奇怪的名称：空论。伟大人物的严重疏忽，便是对未来的嘲笑。人民，这如此热爱炮手的炮灰，却还睁着眼睛在寻找他。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干什么？“拿破仑已经死了。”有个过路人对一个曾参加马伦哥战役和滑铁卢战役的伤兵说。“他还会死！”那士兵喊道，“你应当也认识他吧！”想象已把那个被打垮了的人神化了。滑铁卢过后，欧洲实质上是昏天黑地。拿破仑的消失替欧洲带来了长时期的莫大空虚。

各国的君主填补了那种空虚。旧欧洲抓住机会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出现了神圣同盟。佳盟早已在鬼使神差的滑铁卢战场上出现过了。

对着那个古老的、重新组织起来的欧洲，一个新法兰西的轮廓出现了。皇上嘲笑过的未来已经崭露头角。在它额上，有颗自由的星。年轻一代的热烈目光都注视着它。真是不可理解，他们既热爱未来的自由，却又热爱过去的拿破仑。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还高大些。
再次申明一切皆为天意使然。
但那对悠悠宇宙又有什么关系？那一切风云，那样的战斗，又继以那种和平，那一切阴影，都丝毫不曾惊扰那只遍瞩一切的慧眼，在它看来，一只小蚜虫从这片叶子跳到那片叶子和一只鹰从圣母院的这个钟楼飞到那个钟楼之间，是并没有什么区别的。
总结：
总之，在分析战争成败原因时，雨果做的不是历史学家式的因果分析，而是更具唯心主义色彩的论断。他认为种种偶然因素影响了战争的走势，而归根结底，滑铁卢战役的结果是神意决定的。
雨果的确意识到了小人物的作用，也认可普通士兵对战争的重大意义，但他并未摆脱英雄史观。或许可以说，写英国时，雨果比较理智地站在了人民群众一侧；写法国时，他却偏向了拿破仑，对英雄不吝溢美之词。民族立场可能影响了雨果对英法将领的评价。
雨果不认为一次战争的成败就彻底决定了革命的成败。他是进步的信徒。在他眼里，文明的长期进步比战争的一时胜利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