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全世界都需要一次冲击：中世纪欧洲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危机

异端既是对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剥削的批判，也是对教士腐败的谴责。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Gioacchino Volpe)所指出的，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强烈的反商业情绪是这些教派的共同要素。许多异端分子都有使徒贫困(apostolic poverty)的理想，并希望回归原始教会的简单集体生活。有些教派，如里昂穷人派和自由灵弟兄会，靠捐赠的施舍生活。还有一些人尝试了“共产主义”，比如波希米亚的早期塔博尔派。对他们来说，建立平等和公有制与宗教改革同样重要。1关于瓦勒度派，一位审讯官也报告说，“为了避免撒谎、欺诈和宣誓，他们规避了一切形式的商业活动”，他还描述他们赤脚行走，毛衣蔽体，身无长物，像使徒一样共享所有的东西(Lambert 1992: 64)。然而，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领袖约翰·鲍尔(John Ball)的话最能表达异端的社会思想。他谴责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却被当作野兽。”他还说：“在英格兰……只要有绅士和农奴，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Dobson 1983：371)
清洁派是异端教派中影响力最大的。他们憎恶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谴责死刑（这促使教会第一次明确宣布支持死刑），对其他宗教十分宽容。因此，这一派在欧洲社会运动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法国南部是他们在教皇对阿尔比派发动十字军东征前的据点，“在欧洲反犹太主义抬头的时候，这里是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在这里）恺撒和犹太思想的融合产生了犹太神秘主义的传统——喀巴拉”(Spencer 1995b：171)。清洁派还拒绝婚姻和生育，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既是因为他们拒绝杀戮动物，也是因为他们希望不吃任何由性产生的食物，如鸡蛋和肉类。
这种对生育的消极态度被归结为东方二元论教派对清洁派的影响。如保罗派，他们是一群反对崇拜圣像的教徒(iconoclasts)，拒绝以生殖的形式让灵魂困在物质世界中(Erbstosser 1984：13—14)；以及最重要的鲍格米勒派，10世纪时他们在巴尔干的农民中实行改教。这场流行运动“诞生在农民中间，身体的痛苦使他们意识到事物的邪恶”(Spencer 1995b：15)，鲍格米勒派宣扬可见的世界是魔鬼的产物（因为在上帝的世界里，善者为先），他们拒绝生孩子，以免把新的奴隶带入这个“苦难之地”——他们的一篇小册子如此描述尘世的生活(Wakefield and Evans 1991：457)。
鲍格米勒派对清洁派的影响是公认的。清洁派回避婚姻和生育，这很可能源自他们对于生命“退化为仅仅为了生存”的拒绝(Vaneigem 1998：72)，而并非“希望死”或蔑视生命。这一点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清洁派的反生育主义并不与贬低妇女和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而轻视生命和身体的哲学往往是这样。妇女在教派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清洁派对性的态度，虽然“完美信徒”会禁绝性交，但其他成员则不会被要求这么做。有些人还蔑视教会对贞操的重视，认为这意味着过分重视身体。一些异端将性行为归结为一种神秘的价值，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圣礼，并宣扬实践性行为而非禁欲是达到纯洁状态的最佳手段。因此，讽刺的是，异端分子既被当作极端禁欲主义者，又被当作淫荡者受到迫害。
清洁派的性观念显然是通过与东方异端宗教的接触而发展并复杂化的，但其所受到的欢迎和对其他异端宗教的影响也反映了一些更广泛的经验现实。这些现实植根于中世纪婚姻和再生产的状况。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社会，由于土地有限以及行会对进入手工业施加的保护主义限制，无论是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不可能或不愿意生很多孩子。事实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社区都在努力控制他们的孩子数量。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常用的方法是推迟结婚，甚至在东正教徒中间，结婚都来得很晚（如果有的话）。当时的规矩说“没有土地就没法结婚”(Homans 1960：37—39)。因此，大量的年轻人不得不实行性禁欲，或者违抗教会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禁令。我们可以想象，拒绝生育的宗教异端者肯定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某种共鸣。换句话说，可以想见，在异端分子的性规范和生育规范中，实际看得到中世纪生育控制的痕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14世纪末人口危机和劳动力短缺严重，人口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时，宗教异端就会被与生殖犯罪，特别是“鸡奸”（即肛交）、杀婴和堕胎联系在一起了。这并不是说宗教异端的生育观念对人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是说至少在两个世纪里，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任何形式的避孕（包括“鸡奸”）都与宗教异端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在教会控制婚姻和性行为的背景下看待宗教异端的性学说对正统教义的威胁。这种控制使教会能够将所有人——从皇帝到最贫穷的农民——置于其监督和惩戒性的统治之下。
异端运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赋予了妇女很高的地位。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所言，在教会中妇女什么都不是，但在这里她们被认为是平等的；她们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可以享受中世纪妇女所没有的社会生活和流动的自由（流浪、传教）(Volpe 1971：20；Koch 1983：247)。在异端教派中，尤其在清洁派和瓦勒度派中，妇女有权管理圣礼、传教、洗礼，甚至接受司铎的委派。据传因为主教拒绝妇女传教，瓦勒度便从正统派中分裂了出来。据说清洁派崇拜一个女性形象——思想女神(Lady of Thought)，后者影响了但丁对贝阿朵莉丝的构想(Taylor 1954：100)。异端教派允许男女同居，即使两者没有结婚，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必然导致乱交行为。异端男女经常如兄弟姐妹一般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就像早期教会中的圣爱(agapic)社区一样。妇女也组成了自己的团体，贝居安会修女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女信徒共同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在德意志和佛兰德斯），她们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不受男性控制，也不服从修道院的统治(McDonnell 1954；Neel 1989)。
妇女在异端历史中的出场比在中世纪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的都要多，这并不奇怪(Volpe 1971：20)。按照戈特弗里德·科赫的说法，在10世纪，妇女已经构成了鲍格米勒派的很大一部分。11世纪，妇女又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异端运动带来了生机。这时的女性异端分子来自农奴中最低的阶层，她们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妇女运动，在不同异端团体的框架内发展(Koch 1983：246—247)。宗教法庭的记录中也有女性异端分子的身影。我们知道有些人被烧死，有些人则被“关押起来”在狱中度过余生。
我们是否可以说，异端教派中大量女性的存在是异端教派“性革命”的罪魁祸首？或者我们是否该认为，呼吁“自由恋爱”是男性的计谋，目的是轻松获得女人的性青睐？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从忏悔手册里大量提到的女性堕胎和避孕中看出，女性确实试图控制自己的生育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未来在猎杀女巫期间，这些将被定罪——避孕药被称为“不育药水”或黑魔法(maleficia)(Noonan 1965：155—161)。人们认为是妇女用了这些药。
在中世纪早期，教会认识到妇女可能出于经济原因减少生育，因而对这些做法仍持某种宽容态度。因此，沃尔姆斯的主教伯查德（约1010年）在其撰写的《教令集》(Decretum)讨论完仪式问题之后写道：
你们是否做了那些妇女在私通和想要杀婴时惯常做的事：用她们的黑魔法和她们的草药杀死或堕掉胎儿，或者，如果她们还没有怀孕，就想让她们避孕？(Noonan 1965: 160)
犯了这个罪的应忏悔10年；但也有人认为，“吃不饱饭而不得已为之的可怜小女人和为了掩盖私通罪做这些的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同上）。
然而，当妇女掌控生育似乎威胁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时，情况开始急剧变化，就像“黑死病”造成的人口灾难一样，在1347年至1352年期间，这场世界性的瘟疫摧毁了1/3以上的欧洲人口(Ziegler 1969：230)。
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人口灾难在中世纪晚期的“劳工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瘟疫蔓延之后性在迫害异端分子的运动中变得更加突出。性被怪诞地扭曲，这也预示了后来女巫恶魔会(the witches’ Sabbat)将会如何被表现。到了14世纪中叶，审讯官的报告不再满足于指控异端分子鸡奸和性许可。异端教派开始被指控崇拜动物，包括臭名昭著的“尾巴下的吻”(bacium sub cauda) ，以及沉溺于群体乱交仪式、夜间飞行和把儿童作为祭品(Russell 1972)。审讯官还报告了一个叫作路西法的魔鬼崇拜者教派。这一过程标志着社会从迫害异端分子过渡到猎杀女巫。与此相对应，异端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成了妇女。因此，到15世纪初，迫害异端分子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女巫。
然而，这并不是异端运动的结束。1533年，它最后的高潮来临：再洗礼派试图在德意志的明斯特镇建立上帝之城。这场运动以血洗的方式被粉碎，随后是一波无情的报复，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斗争(Po-chia Hsia 1988a：51—69)。
在此之前，无论是激烈的迫害还是对异端的妖魔化，都无法阻止异端信仰的传播。正如安东尼诺·迪斯泰法诺所写的那样，开除教籍，没收财产，酷刑，火刑，对异端发动十字军东征——这些措施都不能破坏异端邪恶(haeretica pravitatis)的“巨大活力和受欢迎程度”(di Stefano 1950：769)。维特里的詹姆斯(James de Vitry)在13世纪初写道：“没有哪个市镇不存在异端的支持者、捍卫者和信徒。”即使在1215年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东征摧毁了清洁派的据点后，异端（与伊斯兰教一起）仍然是教会必须面对的主要敌人和威胁。异端的新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农民、下层神职人员（他们认同穷人，并将福音语言引入他们的斗争中）、城镇市民，甚至是小贵族。但流行的异端主要是集中在社会下层。它在农村和城市无产阶级（农民、鞋匠和布工）中兴盛：“它向他们宣扬平等，用先知和世界末日的预言来激发他们的反抗精神”（同上：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