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王与马共天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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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党羽为援，借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徙，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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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与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
从浅处理解，刘宣欲结鲜卑、乌桓反晋以夺取政权，看起来像是“崇岗俊阜”，但事成之后与鲜卑、乌桓共有天下，以夷统华，终究还是“培楼”。从深处理解，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从司马颖手里取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这就是说，先附司马颖为“培楼”，正是为了最终成为“崇岗俊阜”。观刘渊以后建国称汉，追尊刘禅，俨然是光复汉家旧业，而不以呼韩邪单于于自居，其心机怀抱，似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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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其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同行动，虽符合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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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之初，东晋的王、马，一方面仇视刘、石而不与之通使，另一方面远结鲜卑拓跋部以制刘、石。这既是司马越当年阵容形势的延续，又合乎远交近攻这一古老的用兵传统。当然，由于北方民族兴败形势复杂，远联拓跋这种既定方针并非不间断地延续至东晋末年，只是当年猗卢援刘琨的事迹，影响特别久远，到东晋末年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着作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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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南北遣使通好，本来是虚弱的东晋抗胡政权就不可能继续团聚南来的士族和流民，也不足以慰吴姓士民之心，因而抗胡政权本身也会失去立足之点，失去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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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史言司马睿“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确是事实。终司马睿之世，终王导之世，他们未尝以北伐为务，在抗御刘、石方面始终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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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克服神州”为念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尽量避免刺激刘、石，而无其他。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不与刘、石通使”原因：
1.历史原因。刘、石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力量，与江左政权的产生者司马越是死对头。
2.现实原因。江左政权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北伐，同时也需要笼络南士和流民，后者与刘、石有着血海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