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在传统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下，集权政治的领导者秉持经济增长优先的目标，采取对资方友好的政策。在政策实践上，东亚发展型政府主要通过抑制劳工、压低（存贷款）利率、出口退税、研发补贴、对外企实施市场准入限制等政策工具，为政府希望推动的行业发展创造条件，尤其是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成长提供便利。虽然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拉动了投资，但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产业政策及配套的财政、金融、劳工政策同时压低了国内工资收入和储蓄利息收入，从而抑制了国内消费。与此同时，压低要素价格又刺激了投资，并使得国内产能远远超过国内需求，于是政府不得不通过压制本币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向国际市场倾销产品来消化国内过剩产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和对内需的抑制都更为严重。除了前文提出的“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我国现有增长模式中还大致存在着三个领域的行政性垄断：第一，能源、原材料行业（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矿业和冶金）和非金融高端服务业（邮电通信、民航铁路等）的资源性和行政性垄断；第二，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行政性垄断；第三，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住用地的行政性垄断。
可以将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总结为：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民营企业在下游制造业行业进行“一类市场化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际、国内展开“两层逐底式竞争”；国企在上游部门，国有银行在金融行业，地方政府在商住用地出让上实施“三领域行政性垄断”。
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通过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体制三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如此才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与此同时，切实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动提高征地成本和集约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的城乡土地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改革和保护劳工、环境的社会与生态治理体制改革，最终跳出“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通过建立一个全面、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