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

电影明星洛克・哈德森去世被报道的那天，艾滋病这个词开始变得家喻户晓。他的诊断结果成了一刀分水岭，将美国历史分为艾滋前时代和艾滋后时代。
然而这一认知的时间点反映了艾滋病疫情发展过程中蕴藏的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当美国人注意到这种疾病时，已经来不及采取行动了。
然而，自从1980年一位独居的同性恋男子首次罹患这种前所未闻的奇怪病症以来，迄今已过去将近五年。在危险刚刚将临时，所有机构——医疗、公共卫生、联邦及私人科研机构、大众传媒以及同性恋团体的领袖——都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艾滋病在美国流行的第一个五年，是一个全民皆输的局面，其背后是无谓的死亡。
他们死了，是因为里根政府无视来自政府机构的科学家的呼吁，没有为艾滋病研究划拨足够的经费，直到艾滋病蔓延全国才采取措施。
他们死了，是因为科学家认为研究因同性恋造成的疾病并无建树可言，所以没有在疫情初期予以适当的关注。即使是在这种忽视逐渐消失后，他们的死，也与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科学家脱不了干系，这些人更在乎跨国研究工作中的竞争而非合作，其关注点和精力根本没用在疾病本身。
他们死了，是因为公共卫生当局和领导它们的政治领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拒绝采取必要但艰难的措施来控制疫情蔓延。
他们死了，是因为同性恋团体的领袖拿艾滋病当政治筹码，将政治教条置于救助人命之上。
他们死了，没人当回事，也因为大众媒体不愿报道同性恋的事，对涉及同性性行为的报道尤其谨小慎微。报纸与电视尽力避免讨论艾滋病，直到死亡人数高到无法忽视，且患者也不再只是社会边缘任务。媒体不履行公共监护人的职责，那么其他人只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或不处理）艾滋病。
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严重的医疗危机。
对这种制度上的冷漠发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声誉乃至工作的危险，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医生和护士对感染者的看护远远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一部分公共卫生官员拼尽全力争取疫情得到妥善处理。少数同性恋团队的领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同性恋团队对这种疾病做出明智的应对，并游说议员为研究提供了第一笔关键的资金。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与排斥、恐惧、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预后抗争，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情，关心病情。
正因为这些人的努力，这个关于政治、民众以及艾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终成了关于勇气与懦弱、悲悯与偏狭、奇思妙想与唯利是图、救赎与绝望的传奇。
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