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大钊的批判

    神户是孙中山革命的起源之地。孙中山自称1895年第一次亡命日本时，在这里初次接触到“革命”。大约三十年后，他又在这里作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在这篇著名的演讲里，孙提出了“王道”（仁义道德）和“霸道”（功利强权）两个概念，认为亚洲主义应当以王道为基础，以实现亚洲受压迫民族的解放为目标。在同年早些时候（4月），针对美国上院通过排斥日本移民法案一事，他对日本记者说：“余企图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已三十年，因日人淡漠置之，遂未具体实现以至今日。”孙告别了对日本的政治依赖，但在思想上并没有与亚洲主义诀别，他的王道亚洲主义在批判日本国家主义的同时，制造出了一个新的亚洲主义样本。
    三、李大钊的批判
伴随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毕露，中国媒体开始质疑日本借欧美“黄祸论”鼓吹所谓中日联盟。
    在行动上，首先作出回应的是章炳麟。
    章炳麟原本有黄白人种对抗的意识，但在日俄战争后看法发生变化。1906年章出狱后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以国粹思想批评留学生中“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章没有因此主张中日“同种”联手，而是注重中国和亚洲被压迫弱小民族之间的联合。1907年4月，章联合同志张继、刘师培、陈独秀等在日本和印度流亡知识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期冀以“宗教”、“国粹”等来整合亚洲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亚洲和亲会存续时间甚短，似乎也没有特别值得详述的活动，但在近代人种叙述上，亚洲弱小民族联合的构想具有象征意义，它将黄白人种的对抗切换为公理与强权的对峙。
   
李大钊继袭了“亚洲和亲会”所主张的弱小民族联合对抗强权的观念。1917年4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一方面赞同对抗“大西洋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抛弃以往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而且，“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瓜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证明了黄白种对抗的亚洲主义诉求之虚妄。1919年元旦，李大钊撰文《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尖锐地批判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从民族解放的角度，李大钊提出取代大亚细亚主义的“新亚细亚主义”：“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在李大钊看来，基于同样的民族解放的诉求，美洲必将成立美洲联邦，欧洲亦将建立欧洲联邦。但是，新亚细亚主义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即把民族解放的战略局限在亚洲地缘空间里。为了打消这种误解，李在同年11月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重申新亚细亚主义旨在打破日本侵略他国的大亚洲主义，“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不除，亚细亚境内他洲人对亚人的强权绝没有撤退的希望。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打破以后，他洲人的强权自然归于消灭”。新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潮流，乃是顺应世界主义，“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新亚细亚主义是“自治主义”，“最善的世界组织都应该是自治的，是民主化的，是尊重个性的”。
    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是唯一一位以“新亚细亚主义”来批判日本亚洲主义的。在人种批判上，李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其后的中国革命实践存在内在的关联，这表现为以阶级斗争取代种族斗争，以亚非拉民族解放取代区域的民众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