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想到袁殊，还因为另一位出任伪职，比他地位更高，无论在文化界还是伪官职上都高的人，落水当汉奸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是奉命行事。这人就是有名的知堂老人周作人。文化学术上就不必说了，他出任过伪华北教育总署的督办，比一省的厅长又高了一些。汪伪时期，周作人作过南京、苏州之行，他到苏州，就是由袁殊以伪江苏省教育厅长的身份接待他的。
周作人又是怎么奉命落水呢？这不是他自己说的。说的人是俞平伯的妻舅许宝骙（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的社长)。当年日军占领北平后，他留在北平，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他说，地下组织的领导要他去做周作人的工作，劝周作人接受伪华北教育总署的督办的任命，以免这一职位被一个有名的坏家伙抢去，那就更糟。
许宝骙以当事人的身份说出了当年的经过，没有想到却出现了一个意外，使他只能暗暗叫苦，不便再度作声。抗战初期北平地下党姓王的负责人表示，并无其事。他承认对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的事交换过意见，也的确有过周出任比另一人出任为好的议论，但并没有要许宝骙向周表态。意思当然是说，周的落水，是他自己的决定，和组织上无关，只（P351）是自作自受。这一来，许宝骙就不能再说话了。再说，就有可能成为是他假中共之名，促成周的落水了。负责的不仅不是中共，不是王某，甚至不是周作人，而是他许某了。
他从此不再谈这件事，但也没有矢口否认，只是沉默。这样差不多有十年，前不久，从北京传来的信息，他又向人重提此事。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感到历史终于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不坚持真实，就难于见周作人于地下？
周作人在世时不是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有这回事么？抗战胜利给他以汉奸罪时，他只说国民党这边有人劝走也有人劝留，却没有提到共产党，不可能说共产党，那时两党敌对，如果说出是听共产党的话而出任伪职的，那就只有更加加重罪名，反而不如不说。
五十年代以后为什么他也从来不提呢？可能因为许宝骙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周作人认识而且帮助过的共产党员没有人主动出来替他说话，他无法求证，在更加严厉的气氛下，他就更加不敢开口了。
见仁见智，议论纷纷，到目前为止，议论还是偏向于周是罪人。只是这一点却较一致，就是肯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但有，而且高。早年更是很进步的。就在出任伪职后，也还帮助过一些共产党员。
共产党虽然没有替周作人改变他的政治结论，却是相当一段期间对他有经济上的照顾的，当毛泽东也不过月薪四百多元时，周作人预支的稿费一月四百元，是相当高的稿费了。这似乎也暗合经济上宽，政治上紧的原则。
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惨了，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惨。被斗，虽然在家里，却不能住在睡房里，只能睡在厨（P352）房一角（不是他的集子《书房一角》的一角）的地上，没有人敢去看他，家人也只敢每天放下一点食物就走开，老人本来有病，这样就加速了气息奄奄，终于寿终于不正之寝。
周作人是“涉嫌”听共产党的话，没有得到证实；袁殊是有功的地下工作者，证实是证实了，都没有得到宣扬（也许有内部表扬)。两人情况不同，袁殊要是不和潘汉年拉上关系，也许处境会好些，这就是所谓人生的际遇了。只以郭有守来说，也有一个不逢时的际遇问题，使他虽然摆脱“地下”，回归地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风光。
袁殊写文章公开捧周作人，至少显出他认为这人一不是那么奸恶，二还是可以尊敬的。对他的落水，恐怕另有看法。
一九四三年，周作人被解除了伪华北政协委员会委员及教育总署督办职务后，汪精卫先邀他去南京、苏州讲学，后又请他去南京伪中央大学当校长，他辞而不就。到苏州讲学时，袁殊以伪教育厅长的身份，是负责接待的人。两人的关系又增进了一层。
在苏州，周作人听歌有诗：“我是山中老比丘，偶来城中作勾留，忽闻一声劈破玉，漫对明灯搔白头。”离南京北返时，又有一诗：“脱帽出龙下船去，逆流投篙意如何？诗人未是忘机客，惊起湖中水活卢。”自称“老比丘”，又把北京称作“山中”。他是坐火车回北京的，却说是“下船去”。这就是“诗意”了，不必管它。只是另有一点“诗意”却是可以注意的，把自己的处境成为“逆流投篙”。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他在苏州时，奉袁殊之命接待他的徐淦，是伪教育厅的主任编审，事后说，他得到的印象是：“当他站起来即席讲话时，竟使我感到他像一匹待斗的蟋蟀。”那一（P353）回作人讲的是《知识的活用》，是不应有什么战斗的意味的，为什么徐淦会得到这祥一种印象，有些奇怪，难怪他说起来时，要用上一个“竞”字了。我在北京的后期，认识了徐淦，颜有一些往来，可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问他。无论如何，“山中老比丘”和“待斗的蟋蟀”是太南辕北辙了。
徐淦倒是谈到了后来的一些事情。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他在南京从老虎桥监狱中被保释出来，第二天是阳历除夕，到了上海，住在学生尤炳圻的家里。一天，陶宝德邀徐检同去看周，还带了两大炊简老酒去。周作人酒量很小，只喝了一杯，脸就红了。也许是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陶君提起有位名人劝周去台湾，那人还拍胸脯保证他有中央研究院院士之类高位厚俸，不知周先生意下如何。知堂摇头，但笑而不言。
“又一次去看他，我问：‘您考虑什么时侯回北京？'他点点头，轻声说：‘还不知道去得成去不成。信，我已经寄出去了。’”
这以后，徐淦说：“我和周作人在同一条北四川路上目睹汤恩伯的军队败退前一天演出‘庆祝胜利'游行的闹剧，一起听大场的炮声和炮声停后附近零零落落的枪声，一起迎来上海的解放。大家见了面不约而同地说声‘恭喜恭喜！’”
“上海解放后不久，他忽然告诉我，上次说过他写出的信是寄给毛泽东，他称之为毛润之先生的，问能不能容许他回八道湾十一号；回信来了，是周恩来写的，说他可以回去住到故居去。”那年八月，他才离开上海回北京。
周作人当年不肯接受邀请，前去台湾，那当然和国民党政府把他当汉奸治罪，判了徒刑十四年有关（后经上诉改判为十年)。他相信去台湾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由于他在任伪职期（P354）间，对个别共产党员有过掩护的事实，包括掩护李大钊的儿女去共产党统治区，认为也许留在大陆，接受共产党的统治，会得到较好的待遇。
不过，去了台湾的洪炎秋后来写文章说，周作人在狱中曾托尤炳圻写信给他，表示有赴台之意，当时他风闻南京当局在风雨飘摇之际，有意释放日本战犯和汉奸。洪炎秋说：“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这显出周作人在去不去台湾的问题上，有了转变，也许原来有意思，经过考虑，就作罢了。这作罢之想甚至可能在狱中就已作出，而不是出狱接触了各方以后。
他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当天住在马骥良家。他出口一诗：“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诗题是《拟题壁》。有注说：“桥者老虎桥，溪者溪口，菰者蒋也，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这些都是他写在日记中的，可见他对蒋对国民党已经不存什么幻想。为什么说“菰者蒋也”？茭白就叫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有“蒋苎青薠”之句。
他在上海暂住期间，《亦报》上曾经有过《胡适之硬拉周作人》的报道说：“胡适之这次去美国…之前，曾经小住上海，知道周作人出狱居沪，就叫人约周往谈，但为周所拒，后来又约在彼此认识的某君家里吃饭，周仍婉辞。有人问周何故如此？周说我与胡博士私人毫无仇怨，但他近来有点自己说过的话忘（Ｐ355）记，我只好不识拾举。原来胡适在北京解放之前，曾说：‘周作人为北京大学牺牲，我胡适也要留在北平仍为北大努力。’谁知不过几时，他就专机南下。周之牢骚意或指此。
“后来胡适又托人坚劝周作人南下，力保无论到香港去台湾，一定有教授位置。周却对来人笑谢，说我当年苦住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上海，难道自居白义，还是自称政治垃圾？”
上海易手后，一天报上说蒋介石广播，四个月不能收复上海，他就自杀，周作人看了微笑，说“不知想吓哪一个？”
据说，周作人虽然想回北京，不想去台湾，但他也曾经作过就在上海住下来的打算。这也许是因为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让他回北京故居，这中间经过几个月，才接到周恩来的复信，他可能以为不会同意他回去了，因此只好在上海作久居之计。
当年的《亦报》还登过一篇署名的文章说：“伪府将垮，胡适、朱家骅等曾邀之南下，许以教授席，拒不往，闲居门生尤某沪寓。”这里说“南下”，其实是东去“台湾”；尤某，就是尤炳圻。周作人自己说：“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尤君府上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直到八月十五日这才回到北京来的。”
《亦报》文章说：“或劝其卖字，辄摇头。亦有劝其出任教授者，则喟然曰：人得勿以为师资有愧乎？字则出一二嗜痂者外，余将以毁誉为重轻，海藏画家且难逃死例，况我非画家也。”这里的“海藏”，就是以书法出名的郑孝胥。但就个人的欣赏趣味来说，我以为知堂的书法比郑更有韵味。
《亦报》还说：“先是，知堂曾作久居上海之筹备，会谢刚主家有余屋，以友谊可减价顶费，但至少需金三两。此数尚不（P356）难筹，会购置家具及近眷南来诸费用，计非一大条不办，则不易张罗，遂罢。”这里的“一大条”指金条，大约是十两的吧。家，始终是周作人的一大包袱。当年(“七七”事变后)他因此不能毅然南下，此刻又因此不能留在南方。而事实上，他是宁北勿南的。
“最近，知堂已决定北归，日内即首途（原定九日行），缘居停尤生且北去，殊未便独留其宅，乃同行。尤生籍无锡，为戏作家李健吾内弟。李近参加沪为代团去北平，出席全国文代大会归来，盛称北平之新生气象，及文艺人士之被重视。某大学并曾托某邀尤北去，尤遂有此北平之行…知堂虽南人而久视北平为第二故乡，交游妻子望之久矣，宜其浩然有归志也。尤某在平有住宅，知堂此去，仍寓尤生家中。”
他是和尤炳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动身回去的。两天后到北京，先住在太仆寺街，两月后回到八道湾的故居。我比较详细地写下了袁殊、徐淦和《亦报》上这些有关周作人的材料，是因为也许有助于人们了解他当年落水时的情况，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不为一般人知道的秘密？他是不是受到某一方面的示意才这样做的呢？有人说有，有人说无。说有的人说是代表共产党讲话的，说无的人绝对地说无。说有的人从此不再作声，但前一阵却又表示还有话讲。
事情有时是复杂的，本身可能简单，传来传去，颇有不同的版本，就变得不简单了。这里可以用前边提到的一件事为例。
一九四九年周作人走出监狱，蛰居上海时，曾经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想回北京，重返故居。这样简单一件事就有三四个版本。
一个是徐淦的，他说亲自听周作人告诉他，是给毛泽东写（P357）信，得到了周恩来的答复。
一个是张菊香主编的《周作人年谱》，说这一年（没有具体月份)周作人“作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信，申诉并检讨自己出任伪职的事。这封信由周作人一个学生请董必武转去。信稿抄件寄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郑振铎。”虽然没有具体时日，但只能是这一年十月到十二月之间的事，因为“十一”以后周恩来才是总理，郑振铎才在他手下做事（也不是文化部部长，而是副部长)。
一个是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他尽管引用了《年谱》；却又有《年谱》中所没有的东西，而肯定了那是七月四日写的，是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信是给周恩来的，末尾还说：“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于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钱理群还引述了几段信的内容。又说事后这封信转到了冯雪峰手里。钱理群显然是看到了原信的文字。
还有一个版本是千家驹的。他告诉我，沈钧儒生前对他说过，周作人写过信给周恩来，要求回北京，信是托沈转去的。
周作人家和沈家有亲戚关系。综合来看，信应是写给周而不是写给毛的。徐淦可能记错了。这不但是三家说法一致，而且有信的文字为证。至于信由董必武，还是沈钧儒转，这就待考了。
信既然是七月四日写的，而周作人八月五日就“与尤炳圻约定同往北平”，十二日动身，十四日到达。那么，最迟八月五日以前他就应该收到周恩来的复信。发信和得到复信，中间只是相隔一个月，这在开国之初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说，真是快得很的了。
信的最后，周作人搬出了他的一些文章为证，证明他的落（P358）水，只是对日本“虚与委蛇”，而且有“明的暗的抗争”，不是“合作”。在日本人眼中他“不是合作得来的人”，只是“敌人认为他们斗争途上的障碍物，积极之妨碍者，必须扫荡摧毁之对象”，是一个“反动老作家”。
P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