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跳出框框的江冬秀

江冬秀出嫁以前，和婆婆相处了六七年，深知如非婆婆做主，她的婚姻可能不会成就，因此对婆婆自然有感情。尽管她感到哀伤，可是婆婆去世、长子出生，让她在胡家的身份不一样了：她成了家中主母。接下来两三年间，女儿素斐（1920年）和幼子思杜（1921年）相继出生，在众人眼中，她是个有福气、有地位的太太。可是这没有改变她的本性，她节俭持家，让丈夫不但后顾无忧，而且对她由衷佩服。这是胡适的话：“我结婚时，家里欠了债，但不到两年，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有节余。这全是太太的功劳，是她省俭的结果。”
除了节流，江冬秀也关注收入来源。胡适勤于著述，稿费所得相当高，但出版社往往拖延付款，胡适不好意思追讨，江冬秀却认为欠款无理，得讨回公道，甚至为此和丈夫争执，大家都说她厉害。事实上，胡适欠缺理财的能力，掌管家中财务的是江冬秀。婚后十年，她理财的成绩让她可以为胡家完成头等大事——修祖坟，迁葬胡适的父母和祖父母。
重修祖坟所需的地是胡适托人找的，但1928年在乡下主理工程的则是江冬秀。从采石到布局和植树，雇用十多个工人，花了几个月时间，三千多大洋，胡适感激之余，在铭文附记：“谁成此功，吾妇冬秀。”
江冬秀一生节俭，可是对亲朋绝不吝啬，这和胡适的性格正好配合。她热心公益，支持丈夫义助友人，办学修路。她家的雇员不但待遇好，也感受到主家的人情味，协助胡适文书工作多年的章希吕深有体会，他记述“适兄嫂”如何为他父亲办寿礼，实际主其事的自然是江冬秀。
江冬秀到了北京后，接触到另一个世界，新派学者和文化人尊重女性，胡适对妻子又一直体谅眷顾，让她觉得的确是“男主外、女主内”，二人地位平等，因而自信大增。对于丈夫推动的白话文，她也乐见其成，因为她体验到这是易于掌握的沟通工具。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见适之他们朋友往来的信，做文章，都是用白话，此比从前那种客套信容易多了。我从来不敢动笔，近来适之教我写白话，觉得很容易。”
上面的引文是江冬秀写给舅舅的信。出嫁前那羞涩的姑娘在北京新文化圈中耳濡目染，如此坦然地向长辈发表意见，已非吴下阿蒙了。在她往后的婚姻生活中，用白话文写信成了重要部分，是她始料不及的。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北京胡家的主母江冬秀与丈夫平起平坐，各有所好。晚饭后胡适钻进书房，江冬秀则去攻打四方城，两人都曾劝说对方不要那么沉迷，但都不成功，只有顺其自然。
胡适回国后三五年间，声名暴涨，工作压力同样暴涨，健康一直欠佳，到了1923年，终于得到批准休假一年，让他养病。要是他留在北京，依旧是访客盈门，所以他干脆到杭州养病去，做伴的是江冬秀婚前就已认识的胡家聪侄。谁也没料到，南下半年，胡适会坠入爱河，对象是姻亲表妹曹珮声，江冬秀婚礼中的女傧相（见本书第五章）。
江冬秀起初听说珮声也在杭州，曾表示丈夫和聪侄有珮声照顾，她可以放心了，怎料到几个月后会传出曹胡之恋？江冬秀闻讯，马上就要南下。胡适为避其锋，只好回到北京，但他依旧盼望和曹珮声长相厮守，而他尊敬的母亲已经逝世，不必顾虑伤她的心，于是找个机会想向太太提出离婚。江冬秀当然不同意，但她激烈的反应远远出乎胡适意料：她听到“离婚”二字，二话不说，冲进厨房，拿起菜刀，高声说既然胡适不要她，自然也不要儿子了，她干脆先把两个儿子杀了再算！（有意思的是她没有说要杀女儿，可见“无后为大”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的女儿在1925年因病夭折，只有五岁。）
江冬秀拿出菜刀，把胡适吓倒了。他本来就自认是PTT（怕太太）主席，经此一役，以后不敢再提离婚了。可是他和曹珮声的恋情没有马上中断，有机会南下时总愿和她相见，江冬秀也容忍了好几年。这次差点婚变的打击，加上她不平则鸣的天性，让她对别人的离离合合也公开打抱不平了。
江冬秀过问别人的婚姻不止一次，但以梁宗岱事件最为有名。1931年秋梁宗岱受聘于北大，他在广州的妻子姓何，被他抛下多年（又是一个逃婚的例子），听到消息赶抵北京，希望夫妻团聚。梁宗岱当时另有所恋，不肯承认她，他太太是旧式女子，在北京无亲无故，投靠无门。这件事在北大传开了，江冬秀知道后，不但把梁宗岱的妻子接到家中居住，还发动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为何女士争取公道，双方终于闹上法庭，江冬秀和胡适为何女士出庭当证人，梁宗岱被判败诉，后来终于作出经济赔偿，办理离婚。何女士免于像其他被抛弃的妻子那样无法求生，江冬秀功劳最大。
胡适1949年6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安排江冬秀暂居台北傅斯年家中（当时傅斯年是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长子祖望和曾淑昭在曼谷结婚，她到曼谷和儿、媳团聚，却发现做新派媳妇的婆婆不是容易事，过了两个多星期就深明不能长久同住的道理。胡适终于多方安排，为她取得签证，接她到纽约（江冬秀不会英语，在美国境内换飞机还得托朋友到机场帮忙），两人住在纽约东81街胡适卸任大使后曾住过的公寓，开始海外的生活。胡适除了1950年至195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有两年固定工作的合约之外，往后的收入并不稳定，多半靠积蓄过活，加上他感觉与美国学界气味不投，美国政界就中国的表现又让他生气，愈来愈觉得生活在国外不是长计，这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知识分子希望有所作为的心态。
江冬秀可不一样，她本来就节俭，到了纽约，和丈夫过着俭朴的生活，她不以为苦，而且长子一家也在美（胡祖望主修机械工程，一直在美国工作），她在华侨圈中又找到麻将友人，对她来说，纽约的生活并不缺少她最看重的东西。也许有人会想，她在此地言语不通，总会影响她的自信吧？以下的小故事可以说明事实并不如此。把这个故事传诸后世的，是当时和胡氏夫妇过从甚密的后辈学者唐德刚。
纽约的公寓大楼都有消防楼梯，一天有个体形高大的盗贼从消防梯进入胡家，江冬秀独自在家，走出来看见贼人，不惊不怕，步向大门，把门打开，对那个贼说：“Go！”贼人真的乖乖地从大门走了。这位老太太的威严自信由此可见。要是问这份威严自信从何而来，应该是理直则气壮。这大概就是江冬秀性格的核心：尽管她的表现方式有时让人吃惊，诸如拿出菜刀对付离婚的威胁，又或是为了稿费的事和丈夫经常争吵，但归根究底，她认为道理在自己这边，自然应该力争。
旅美的岁月为江冬秀带来一份奇特的友谊。1953年8月，韦莲司邀他们夫妇二人到自己在绮色佳的家避暑，她在信中对江冬秀非常客气。当然，两人言语不通，总要靠胡适传译，但夫妇俩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可见大家相处融洽，自此双方偶尔会互赠礼物，大多由韦莲司主导，而江冬秀则一直表现得很识大体。胡适死后，她接受了韦莲司捐赠的和胡适数十年的通信，并不忌讳把二人的感情传诸后世，还请韦莲司提供一份自传，以作配合。
说到自传，不得不提江冬秀本人也写过自传。据唯一看过未完稿的唐德刚说，那是铅笔所写，有她当年待嫁和婚礼的感受，虽然有不少错别字（和她写的信一样），但个性跃然纸上，真切可爱。与她背景类似的中国女性，有多少会执笔写自传呢？这固然受了胡适的影响，也显示出她本人的尝试精神。可惜的是，她去世后这份手稿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