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四川?

王建从盗驴贼到忠武军，再从普通军官成为神策军将领，在不惑之年又成为地方刺史，虽然比中原的其他军阀职位低，但却意外获得了向南方发展的大好机会。作为利州刺史，他面对的是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一块让他独霸一方而终成帝业的宝地。
四川尤其是成都平原对于唐王朝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有唐一代，它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
首先是富庶，四川所谓“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在唐时号称“扬一益二”，前者扬州指的是鱼米之乡的江淮地区，而后者益州指的就是蜀中，这两块富庶之地一直是唐王朝钱粮财赋的支柱。
其次是安全，四川盆地四面环山，邛崃山、大巴山、大娄山、巫山把整个成都平原包围，这里通向中国腹地只有两条路，要么经长江向东出三峡，要么向北走蜀道至汉中再过秦岭抵达关中，无论水路还是陆路皆为不易。这种地理形成的天然屏障，也使得蜀中获得军事防御上的安全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唐代自安史之乱起，历次关中遭受动乱，皇帝都会“播迁于蜀”。安史之乱中明皇幸蜀的故事世人皆知，唐玄宗之所以要逃往四川，是因为当时宦官高力士告诉他：“剑南虽窄，土富人繁，表里山河，内外险固”，说的正是蜀中的富与险。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发生泾原兵变后，德宗在第二年也不得不仓皇南下，逃入汉中，虽然没有继续南下入蜀，但大方向也是奔向蜀地。唐末黄巢起义中唐僖宗又步两位先皇之后尘，先奔汉中，又入成都，后在朱玫之乱中再度南逃汉中。所以终唐一朝，先后有三位皇帝四次要逃往四川避难，其中玄宗和僖宗都驻跸成都多年。可以说四川多次拯救了大唐王朝，因此有后人如此评价蜀地对于唐王朝的意义：
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辙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
四川的安全功能一直延续至现代，在抗日战争中，民国政府也是迁都重庆赖以维系。当然历史上避难四川的不光是皇帝，在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中，大批公卿世族、文人墨客也南迁入蜀以保全性命，所以《资治通鉴》说“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
四川第三个特点其实由前两个特点引发，即蜀中之地极易“恃险作乱”，割据分裂。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说的就是此地一旦为人所据，经常会利用其富其险而割据一方，对抗中央。四川的割据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在五代十国时期，就有前蜀和后蜀两个政权先后建国于此。
总之，四川对于唐王朝意义重大，这里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即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合称“剑南三川”。后世从剑南历任节度使人选上可以窥见唐朝政府对剑南的重视程度，其中不乏宰相级别的，不少做过剑南三川之地节度使的，也常常在重返中枢后升为宰相，故唐朝时就有人称剑南为“宰相回翔之地”。
但在王建入川之前，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则既无能力也无家世，他能获此要职，都是他在朝中的弟弟、权宦田令孜的安排。在黄巢起义愈演愈烈之时，掌握禁军大权的田令孜就想把亲信安插在剑南，以备不时之需，于是推荐了手下四个神策军将领给唐僖宗，其中就有他自己的亲兄弟陈敬瑄。这四个人要竞争三个节度使职位，而这场如此重要的官员选拔，最后却被素好玩乐的僖宗皇帝用一场马球比赛决出。马球赛后，陈敬瑄轻松获得了第一名，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西川节度使。这就是晚唐历史上著名的“击球赌三川”。
陈敬瑄上任没过几个月，黄巢之军就攻入长安。田令孜裹挟着唐僖宗循着前人经验，一路逃奔四川，这就有了几年以后起驾返京的僖宗与率军勤王的王建之间的那次相逢。其后一年之内，王建经历了从流亡乱军到神策军将再到利州刺史的身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