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体之错觉

自发感觉及真个性的发展很早就受到压抑，实际上，从最早对儿童的训练培养时起就开始了。（注）即便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促进儿童的内在独立和个性，在于促进其成长与完善，这也并不是说非要压抑自发性才行。事实上，加于成长儿童身上的此类教育限制只不过是他们成长和壮大过程中的暂时措施。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教育的结果常常却是扼杀了自发性，外加的(Superimposed)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心理活动（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所谓原始的并非指别人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思想观念，而是指它生发于个人，是他自己活动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是他的思想）。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吧！最早要压抑的感觉之一便是敌视和厌恶。起初，许多儿童由于与阻碍他们发展的周围世界发生冲突，都有一定程度的敌视和叛逆倾向，由于他们势单力孤，便不得不常常屈服。教育过程的根本目的之一便是除掉这种敌对反应。采用的方式各异，从恐吓和惩罚，把儿童吓怕，到巧妙的哄骗或“耐心解释”，把儿童弄糊涂，使他完全放弃他的敌视，不一而足。儿童开始放弃表达自己的感觉，并最终放弃了感觉本身。此外，还教育他不要理会他人的敌视与不诚实，要压抑自己的这种意识。但有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儿童有注意此类消极品质的能力，大人的花言巧语通常不容易蒙骗他们。他们仍“无缘无故”地厌恶某人——惟一的原因就是觉得那个人身上透出的都是敌视与不诚实。这种反应很快就受到打击；儿童不久便达到了一般成年人的“成熟”程度，并丧失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能力，只要坏人不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
另一方面，在早期的教育中，人们教导儿童要有根本不是“他的”感觉，要特别喜欢人，要与人为善，要微笑待人。教育没达到的目的常常在后来的生活中由社会压力来完成。如果你不面带微笑，别人就会说你缺乏“令人愉快的人格”，如果想买卖成功的话，无论你是个女服务员、售货员还是医生，都必须有令人愉快的人格。只有那些处在社会金字塔底层和顶端的人用不着如此，前者靠出卖劳力为生，后者则没必要特别“招人喜欢”。友好、欢愉及微笑能够表达的所有东西，都像电开关一样，成了自动的反应[注]。
毫无疑问，在很多场合下，人们清楚这仅仅是一种姿态；然而，在大多数场合下，他失去了这种意识，并失去了辨别伪感觉与自发友善的能力。
直接受到压抑的不仅仅是敌视，被外加的虚假友善扼杀的也不仅仅是友善。大量自发的情感受到了压抑，并被伪情感取而代之。弗洛伊德就抓住了一种这样的压抑，并把它作为他整个理论体系的中心，这便是性压抑。虽然我相信性快感的受抑并非自发反应受抑的惟一重要形式，而是许多种中的一种，但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不容低估的。它的后果在性抑制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一种情况是，有时性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东西，人像酗酒或吸毒那样沉醉其中，实际上却并无任何特殊乐趣，只能使人忘掉自我。无论是这两种结果中的哪一种，由于强烈的性欲受到压抑，这不仅影响了性方面，而且削弱了人在其他所有方面自发表达的勇气。
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情感是大受其挫的。当然，所有创造性思想及其他创造活动无疑是与情感密不可分的，但不带情感去思想和生活已成为理想。“有情感”已成为不健全、不正常的同义词。个人接受了这个标准，变得异常软弱，他的思想贫乏，平淡无奇。另一方面，由于情感并不能完全被扼杀掉，它们必须完全脱离人格的思想而存在。结果，电影和流行歌曲把廉价、虚假的多愁善感填塞给数百万患情感饥渴症的顾客们。我想专门指出一种情感禁忌——悲剧感，因为对它的压抑深深触动了人格的根基。我们在上一章已看到无论人朦胧地还是清楚地意识到，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死亡意识及生命悲剧面的意识。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应付死亡问题的办法。对那些个体化进程甚微的社会来说，个人存在的结局便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个人存在之经验本身就没怎么发展。死亡与生存尚未有根本区别。我们发现，在个体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中，人们是根据文化的社会及心理结构来对待死亡问题的。希腊人强调生，认为死亡不过是生的一种朦胧凄惨的继续。埃及人寄希望于人的肉体不灭的信仰，至少人活着时表现出来的力量不可毁灭。犹太人承认死亡现实，因而能用人类最终在这个世界上达到的幸福正义国度之幻想来调和个人生命的毁灭之思想。基督教把死亡变成非真实的东西，并力图安慰不幸福的个人，向他们许诺来生。我们这个时代简单地否认死亡，并没把它作为生命的一个基本方面。不但不把死亡意识和苦难作为生命的强大动力之一，使它成为人类团结一致的基础，成为一种经历，没有它人就无法体会到欢乐和热情的强度和深度；相反，个人却被迫压抑它。但是，压抑总是如此，它虽让被压抑的因素从视野中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因此，恐惧死亡便成了我们中间的非法存在物。人虽企图否定它，但它仍然长生不息，由于受到压抑，仍没有什么结果。它成了人生其他经历平淡无奇的原因之一，成了生活不稳定的原因，我还可以冒昧地说，它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举行葬礼时那么铺张浪费。在情感禁忌的过程中，现代精神病学扮演了一个暧昧角色。一方面，它的最伟大代表弗洛伊德打破了人类思想的理性、目的性特征的虚构，开辟了一条新路，可以深入人类激情的迷宫。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的这些成就极大地丰富了精神病学，但后者又把自己变为操纵人格普遍趋势的一种工具。许多精神病医生，包括心理分析医生，把“正常的”人格描绘成一幅既不过分悲伤、愤怒，更不兴奋的图画。他们把不与“正常”个人的传统人格模式保持一致的人格特质或人格类型斥责为“幼稚”或“神经症”。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影响要比更陈旧、更坦率的指名道姓方式的影响危险得多。那样，个人至少知道有人或有理论在批判他，他也可以还击。但谁能反击“科学”？
原创性思想也与感觉及情感一样遭到扭曲。从一开始起，教育就不鼓励原创性思想，就把准备好的思想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我们很容易在少儿那里看到这是如何完成的。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想从物质上和思想上把握它。他们想知道真理，因为在一个陌生强大的世界里，那是自我定位并寻找方向的最安全办法。相反，他们并未受到认真对待，无论态度如何，都没多大关系，或公开蔑视，或假惺惺地献殷勤，这通常针对那些无权的人（如儿童、老人及病人）。虽然这种态度严重地挫伤了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但这不算最坏的，最坏的是往往出于无意的不诚实，而这正是一般成人对待儿童的典型方式。这种不诚实的表现方式之一便是成人把关于世界的虚构假象灌输给儿童。如果问起到撒哈拉沙漠探险要准备些什么，便用有关北极生活的情形来教导他。除对世界的这种普遍虚构外，还有许多特殊的谎言，由于种种个人原因，成人不想让儿童知道，便撒谎来掩盖事实。成人发脾气是对儿童的行为表示不满，他们掩饰自己的性行为及争吵，至于其中的原因，儿童是“不应该知道的”，一旦儿童问起，成人不是粗暴地斥责，便是礼貌地拒绝。
于是儿童便准备好上小学，直至进入大学。我想简单提一下目前的一些教育方法，它们实际上进一步打击了原创性思想。一是强调掌握关于事实的知识，说强调信息倒更确切些。有一种可悲的迷信思想泛滥成灾，即，只要知道越来越多的事实，便能获得真实知识。一堆堆零乱、互不相干的事实被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全都耗费在学习越来越多的事实上，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当然，没有事实知识的思考是假大空，但只有“信息”同缺乏信息一样，都是思考的障碍。
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打击原创性思想的办法，便是认为真理是相对的。（注）真理成了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如果有人说他想发现真理，就会被我们时代的“进步”思想家视为开倒车。他们宣称真理完全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是一种审美体验。科学努力必须排除主观因素，其主要目的在于不带任何情感与利益因素观察世界。科学家对待事实，必须像外科医生治疗病人那样，要双手消毒。这种相对主义常常自命为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自我标榜注重字词的正确用法，其结果便是思想丧失了最主要的刺激——思想者的愿望与利益；相反，它成了一种注册“事实”的机器。实际上，正如思想一般产生于支配物质生活的需求，追求真理的根源也在于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没有这种利益，寻求真理的动力也就丧失了。真理总能促进某些群体的利益，他们的代表就是人类思想的先驱；而也有一些群体则靠掩盖真理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利益才对真理构成伤害。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一种利益作为动机存在，而在于是哪种利益作为动机存在。可以说，人人都有某种渴望真理的欲望，这是因为人人都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