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分岔路口

1971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士提着长方形大盒子走向计算机中心。盒子里装的是数百张穿孔卡片，其中一些只包含一行代码。所有代码需要按照精确的顺序执行单一的统计分析，例如计算平均值。冬天，这位老妇人身穿灰色羊毛长外套，脚踩黑色橡胶短套鞋在雪地里蹒跚独行。我注意到，每每这种时候她都走得格外谨慎，生怕盒子掉了，打乱她的代码。
这位女士就是玛格丽特·吉尔平·里德，时年75岁，十年前已从经济学教授的职位退休。对我和我的研究生同伴们来说，她无异于一位“古人”。
在寒冷的冬日，我也拎着一个类似的长方形电脑卡盒，费劲地走向计算机中心。我的弗莱靴靴筒很高，由马具皮革制成；时髦外套奇短，几乎遮不住下边的迷你裙。我大概会觉得冷，但我十分新潮。我和玛格丽特之间，隔的不仅仅是年龄，也不仅仅是各自的时尚品位。彼时我无从知晓她的工作涉及了那么多理念，这些理念后来还占据了我的思想和研究。更想不到的是，她的人生竟可以帮助我诠解女性经济角色的演变。
不过，我依然被玛格丽特·里德惊呆了。她坚韧顽强，一直做着什么很重要的研究。可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她仿佛是一个来自过去时代的“幽灵”。
作为“古人”之一，玛格丽特起着为一座桥梁添砖加瓦的作用，将过去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和我今天教导的女学生联系了起来。她这个类型的女性人生道路很窄：很多人事业有成但终身未婚，或者是结婚但没有孩子。她所在的第一组成员还面临另一条略宽的通道，主要接引那些没有事业的女性。她们中大多数人结了婚，有孩子。在这座隐喻的桥上，通道随着时间发生改变。有些通道拓宽了，有些缩窄了。而越靠近现代，就有越多事业有成的人结婚、生子；本质上，这些通道逐渐融合。
我要是足够有远见，在读研期间就和玛格丽特聊过天就好了。我是多么无知，才没有发现她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性；又是多么遗憾，竟没能重视她对这场漫长旅程的贡献。
1992年，凭借将经济学应用到结婚、离婚、生育和时间分配等家庭的各个方面，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摘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34年，玛格丽特·里德已经发表博士论文《家庭生产经济学》(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她的原始论文被艾奥瓦州立学院选为教材，并由一家重要的出版社出版，且增添了教科书式的问题，以便其他院校的老师和学生能够阅读。
里德的研究最早评估了家庭无偿劳动的价值，并分析已婚女性如何选择在家干活还是外出工作。当里德开始她的调研时，已婚女性才刚刚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主要从事白领工作），因此，她的论著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里德的研究旨在将女性的无偿工作纳入国民收入核算。她用国民收入核算的语言论证了女性劳动的经济重要性，而当时这一神秘领域才初现雏形。当大家早已习惯头版报道中使用的经济学术语（GNP、GDP、国民收入、失业率等）时，却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是最近才被构思出来的。为创造这些术语发挥了中坚作用的人，是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移民。
西蒙·库兹涅茨1922年从苏联移民到美国，192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一年后，他成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该机构1920年成立于纽约，旨在为美国提供基础统计，这是美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启动的工作。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茨是我的论文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论文导师，所以我很自豪地视前者为我的智识师祖。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美国经济陷入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国会询问经济研究局是否能借用库兹涅茨测算一下GNP（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多少。国会议员相信，通过了解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失，他们可以找到应对这场灾难的办法。此外，商务部需要制定一套通用的核算制度，以衡量国家的生产能力如国民收入，不仅要适用当前的非常时期，还要适用所有时期。库兹涅茨是肩负这两项工作的不二人选。
就当里德倡导将女性的无偿劳动纳入国民收入核算之际，库兹涅茨正在构想他这些深奥而又重要的概念。等到他起草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时，里德早已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教科书，力主把家庭服务添进国民产出的核算中。
女性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里提供劳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几乎构成了每个公民消费的重要部分。国会报告和库兹涅茨后来的著作显示，库兹涅茨一度苦恼于是否将无偿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纳入官方统计。最终他决定放弃。
他在提交国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最好从国民收入中剔去这一大类服务，尤其是因为没有可靠的依据估算它们的价值。”里德则主张应当纳入这些服务；在接下来的近90年里，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她的逻辑。
一个核心论点是，所有类型的无偿照护工作都被低估了，因为这些劳动没有报酬，也不包括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在不同时期，游说团体和其他团体，特别是支持改善护理工作者尤其是女性待遇的人，对整个经济中无偿照护工作的价值进行了估算。最新数据显示，其价值相当于GNP的20%，令人大跌眼镜。里德提出过若干测算方法。可是，库兹涅茨的核算程序一直沿用至今；而这些程序，始终排除家庭和其他方面的无偿劳动。
在20世纪30年代，玛格丽特和西蒙的研究时有交叉。40年代中期，他们共同参与了一项重要但有争议的委托任务：研究生活成本指数，即今天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玛格丽特·里德踏进了学术界和政策圈。在那个时代，她是重要人物。对我而言，当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她是个“异类”；到我进入她所在的只有男性的院系时，她早已退休。她也是我读研期间认识的唯一一名女性经济学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关于女性的工作以及照护和家务劳动对整个国家收入的贡献，她的想法竟然那么有前瞻性。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玛格丽特·里德的事业都是成功的。她193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被聘为艾奥瓦州立学院（后来成为大学）教授。二战时期，她在联邦政府任职，直到1948年；之后她成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1951年晋升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家庭经济学系教授。学术生涯期间，她出版了四部重要著作，并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
玛格丽特·里德算是家庭经济学领域的“居里夫人”吗？或许算。但另外几位女性同样有资格获此殊荣。其中一位，就是玛格丽特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黑兹尔·凯尔克。
黑兹尔·凯尔克192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与玛格丽特如出一辙，只是早了11年。她们都在艾奥瓦州立学院执教，并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1925年，凯尔克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职，1941年晋升为教授；近半个世纪后，我才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里德和凯尔克的职业生涯惊人得相似；个体上的相似性也是如此。里德于我兴许是个“异类”，但即便她大有建树，作为第一组成员，她在她的时代也并非“异类”。
里德和凯尔克都终身未婚，也没有生育孩子（不过凯尔克抚养了表妹的十几岁女儿）。我找不到关于她们的婚姻渴望、婚姻设想或可能有女性伴侣的记载，也找不到她们早年表达想要孩子的声明。
里德和凯尔克都是在晚年取得了事业成就，这和她们组别中的很多人一样。两人均于35岁左右获得博士学位，50多岁升为教授。如此大器晚成意味着结婚会愈加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更不用说生孩子。
两人起步较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她们的家境并不富裕，在大学期间要自食其力。人们常常以为20世纪早期的女性大学生皆来自精英阶层。东北部的一些人可能确实如此，但中西部却未必。而里德来自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凯尔克来自俄亥俄州。
里德和凯尔克的生活经历，与20世纪前出生、一战前大学毕业的部分女性相似。她们事业有成，虽然不一定是收获了最高的地位或名望，但她们赢得了学生和同事的赞赏，为科学和公共政策做出了贡献。
壁垒与限制
正如所见，在所有1910年左右大学毕业的女性中，30%终身不婚，50%未曾生育过孩子。即使在已婚者中，也有29%从未生育过。这些数字在历史上高得离谱。而1925－1975年出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中，50岁前没有结婚的比例不到12%。第一组和后来组别之间简直天差地别。
第一组的婚姻和生育数据适用1900－1919年毕业的所有女性大学生，而不仅仅是来自富裕家庭或就读东北部单性别精英院校的女性。这些数据也不只适用在科学、艺术或文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女性。这组人的不婚率、未生育率很高，而对于被认为在其一生中做出“卓著”贡献的女性（比如玛格丽特·里德和黑兹尔·凯尔克），这些比率甚至更高。
上述差异不是选择造成的，也即并非“第一组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婚姻倾向不同于后面的几组”。1910年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1930年或1950年毕业的女性大学生没有本质区别。她们的人生出现分歧是因为她们面临了不同的壁垒与限制；是可选项不同了，不是她们的偏好发生了变化。
社会规范和雇用规定往往阻碍已婚女性寻找工作，更不必说追求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两类规定极具约束力。第一类是公司和政府的规定，禁止已婚女性受雇于某些职位，譬如教师。这些就是所谓的“婚姻限制”，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探讨。婚姻限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第一组的教师和学者比例很高，可已婚者中的这一比例却低得多（黑人女性除外）。
其他规定涉及裙带关系规则，禁止夫妻在同一机构、部门、公司或政府机构担任职务。大学里的反裙带关系规定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某些情况下甚至持续到更晚近时期），这也是早期女性群体中从事学术工作的已婚比例低于后期群体的原因。裙带关系规则严重阻碍了女性施展才华，也妨碍她们投身自己热爱的领域。为保持婚姻，她们被剥夺了发展职业生涯的机会。
表面来看，裙带关系规则终结了经济学家多萝西·沃尔夫·道格拉斯和保罗·道格拉斯的婚姻，后者是著名经济学教授，后来成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在芝加哥大学谋得职位，多萝西却吃了闭门羹，她只好（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前往史密斯学院，保罗则转入了阿默斯特学院。多萝西不满足于仅仅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妻子，说到底她也是经济学家。但阿默斯特学院对保罗而言并不是好去处，他们的婚姻很快破裂了。
即使没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壁垒，鉴于家庭的巨大需求，兼顾事业和家庭也极其困难。虽然1920年的时候，大多数城市家庭用上了电，但是还没有现代的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烘干机，当然也没有微波炉。收入丰厚的家庭一般可以雇用家庭用人，但操持家务仍然是繁重的工作。
在20世纪头20年，除了普通的家务外，还有生死攸关的问题。避孕措施还非常原始，往往一不小心就会产生大于预期的家庭。婴幼儿的高死亡率加剧了家庭对人力的需求。1900年美国现代城市卫生系统刚建成时，八分之一的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年夭折。1915年，这个数字是十分之一。在抗生素出现前的年代，母亲和孩子死于感染的比例触目惊心。财富、教育、社会地位根本无助于阻拦这种过早的死亡。
第一组中在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做出过卓著贡献的女性中，有9%生育过孩子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婴幼儿死亡事故。在美国，农民的婴儿死亡率低于城市居民，甚至低于教授。一个有工作的母亲为孩子生病或夭折深感自责的可能性相当大，更遑论有事业的母亲。
知名女性们
为五组女性统一定义“事业”，这本身就带有主观性。我没有使用个人的收入、职业、专利或荣誉来衡量最高贡献，而是采纳了众多学者通过筛选数千个可能条目制成的汇编。这些专家编撰了五卷前面提到的《美国知名女性录》，提供取得非凡成就的美国女性传记；每一卷都包含一段时间内去世的知名女性的信息。
每个条目都是该领域专家撰写的生平。这些女性的各个生活方面，如出生日期、学历、结婚年份（如果结过婚）、生育或收养的孩子数以及事业成就，被一一收录在简述里。最新一卷于1999年编撰，所以只有第一组和第二组（出生于1878－1897年和1898－1923年）包含足够的条目以供研究，因为如上所述，只有在这些名人过世之后才会编纂她们的传记。
对女性大学生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的关注，有其不光彩的一面。戴维斯也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优生学家之一。19世纪90年代，反移民情绪日益高涨。优生学家忧心女性大学生的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居然诘问她们是否在参与某种形式的“种族自杀”活动，以致美国失去最好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