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之节与女性之节

由于前段时间刚好在读《矢志不渝》，读这本书时，我也自然地关注起了其中的相关论述。
至于遗民的“苦节”，甚至在形式上都与节妇烈女如出一辙,其自虐且竞为“不情”极其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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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虐而为人所激赏的自然还有节妇烈女，亦乱世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来，苦节而不死的贞妇也是一种“遗民”，其夫所“遗”，倒不为乱世、末世所特有,也证明了女性生存的特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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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文献，记烈妇贞女，其死亦有至惨者，时论之嗜“奇”嗜“酷”，更甚于对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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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不惟男性世界，女性世界对其内部的失节者亦严苛不贷，毫不宽假（参看黄宗羲《桐城方烈妇墓志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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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女子之“当死”而不死，更人人得而唾弃之。曾批评女子未嫁守节、持论通达的归庄，也说：“吾见江南女子之奉巾栉营垒之中，及为所掠卖而流离道路者，恨其不能死。”（《归氏二烈妇传》，《归庄集》卷七第407页）此亦解释了无论“忠义”、“贼”、“寇”均于失败之际杀其妻孥。这类暴行，在“忠义”传状里，向来是被作为风节的明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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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有关“死”的谈论,其“恶趣味”,在我看来,也在那种意义、价值辨析中。读明人文集及有关传记,令你感到异样的,正是那些“当”否之类的谈论，是他人的生死以至“可”否“当”否的可资谈论。“士论”从来是一种权力,为“士流”认可的权力。决他人的生死，在士人，是极自然的事，是他们熟悉的一套话语。只是在数百年之后，你才会惊异于“士论”之作为道德力量，其实施道德判决的自信;你才不适应于那种有关“苦节”、“死”的不厌其细的辨析、品味，反感于其间的冷静——那确是一种冷静到残忍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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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衣、诸生、“末秩”死，被认为“难”。一时士风,颇不乏竞为其难、竞为“尤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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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关于妇人的节烈，也有持论通达者。上文提到过的归庄,确也说过女子未嫁从夫为“过情非礼”,死“不出于礼之正”;以为妇人“苟笃于情而得其正”即可称，“不必烈也”（《书顾贞女传后》、《书柴集勋顾孺人传后》，《归庄集》卷四第301、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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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述思路的陈确，自不会欣赏世俗伦理实践中的其他“过”举(如世俗乐道的“割股、寝冰、十年庐墓”, “未嫁之女望门投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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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可贵者，是其论女子“节烈”，与其节义论（通常适用于男性)同一逻辑,而不为女性另设标准。他不满于世儒的一味猎奇而忽视“恒德”，谓“此吾夫子所以致叹于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者也”（《祭查母朱硕人文》第325页）。 《书潘烈妇碑文后》一文径指烈妇之死为“非正”，说：“确尝怪三代以后，学不切实，好为节烈之行，浸失古风”（第395页），暗示烈妇乃为风尚（即“好异”之“人心”）所杀——极端的节义论之为语境，从来有生杀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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