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

    权力分摊和利益妥协是宪政主义的精髓之所在。宪政主义的建制议程所要面对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并试图找到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在旧制度的议程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肯定会在现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包括：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和专制统治之间的关系，政治竞争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和中央集权国家的要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方面，中国的自治倡导者们在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时是相当差劲的，这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梁启超在他们中间最善辩也最具有影响力，但他认为，在地方自治
所释放的解放力量冲击下，旧的环境和条件会土崩瓦解。他提出，自律的内在意念（这也是自治运动精神上的组成部分）将为每一个公民和团体指明方向，因而，官僚行政机构的外在的强制性措施是完全不需要的。他写到，法律，亦即社会行为的规则，“非由外铄也，非有一人首出，制之以律群生也。盖发于人人心中良知所同然…故不待劝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于规矩绳墨之间”。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意境内在化的社会自律的意念，是自治运动的真谛之所在。他进一步写道：
    自治之极者，其身如一机器然。一生所志之事业，若何而预备，若何而创始，若何而实行，皆自定之…一人
 如是，人人如是，于是乎成为群之自治。群之自治之极者，举其群如一军队然。进则齐进，止则齐止。一群之律罔不守，一群之公益罔不趋，一群之公责罔不尽。如之人，如是之群，而不能自强立于世界者，吾未之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