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2

消费是在一切不易中一条相对较易之路，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们在如此强烈的国家主导的消费革命中也被卷入了资本再生产及消费互相作用的链条中，努力消除着身上的农村印记和伴行的污名（同上：472）。
潘毅指出消费是一种自我技术（Pun，2003：472），但她没有继续分析这个技术的其他“组件”。在以个人选择和个人成就量度社会身份与地位，以个人消费模式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时代里（Fleischer，2007；Hopkins，2007），小姐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复杂的自我、性别身份和欲望，在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里，“玩”带有表演的性质——在不同的人面前摆出不同的性别形象，一是能迎合需求，多给自己机会；二是能在严苛的环境中保护自己少受伤害。
她们觉得生意人的头衔比性工作者好，第一，它突出了做生意的都市意味，因为做生意通常是城里人做的事情；第二，它塑造了一个成熟精明的形象，令她们感觉更自信；第三，能带来参与客户生意过程的骄傲感；第四，有一种自己做决定和计划的自我安全感。相比较而言，性工作者听起来不仅“怪怪的”，而且还显得“太直接”与“露骨”。小姐们在性产业中摸爬滚打，积累了经验、决断力、人际关系网络和全面衡量的能力，人见得多，见识也就广了。
“小姐”一词曾专用于指称年轻未婚女性，这群女性用它来表达自己的女性气质和性别观念，尤其对于已婚的小姐来说，就像是“第二春”，凸显了她们对于婚后新生活和个人空间的渴求。她们可以是找寻性自主和性愉悦的性感人妻，可以是招人怜爱的清纯女孩，可以是自在、狂放、好玩的女孩，可以是八面玲珑的轻熟女，也可以是时而“保守”、艰苦耐劳，时而现代开放的两面女郎，总之是拥有各种可能性的性感小姐，不是黄脸婆，也不是老土大姐，而“性工作者”完全不能涵盖和表达这些意思。
他们有时会看不惯我把骨头和纸巾放在餐桌上，或放在碟子里，总说：“哎呀，随便扔地上嘛，那么斯文干吗？！地上也有人会扫的，在这里不怕的！”阿雅有一次说我：“我们没什么规矩的，不像你。”这些街区、场所似乎与城市里其他的公共空间有着不同的界限，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暂时忘记社会规范和既定的行为准则，随心所欲行事，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场。 对于小姐来说，“这份工”是很重要的。虽然它不是一份“工作”，但并不意味着她们就对它不重视了，或者就没从里面积累到什么经验和技巧。她们需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充满性意味的空间，还要处理生活中的歧视，缓解自己的情绪和压力。本章想要探讨的就是：①城市和性产业双重空间给身为流动人员和女性的小姐带来了怎样的困难和压力；②小姐自身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和压力，她们有什么技巧，又制造了哪些“僭越”；③她们的这些日常“战术”如何表达她们的欲望，成为“僭越”的场所（site）。 她们的技巧和“战术”当然不是总能成功。空间和时间上的自主和权力的体现其实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不一定能真正达到挑战男性支配地位、改变既有规则
他们有时会看不惯我把骨头和纸巾放在餐桌上，或放在碟子里，总说：“哎呀，随便扔地上嘛，那么斯文干吗？！地上也有人会扫的，在这里不怕的！”阿雅有一次说我：“我们没什么规矩的，不像你。
很多“小动作”、“反叛”、挑战的目的是获得自尊和自我安全感；包装自己、呈现不同的性别形象也是为了在严苛的环境中提升竞争力、谋求更好的个人出路与发展。本章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是微小的努力、抗争、协调和忍让。这对于处于社会边缘地带和弱势地位，或缺少制度、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的群体来说尤为重要。当群体的政治抗争缺乏其发生的土壤与动力时，这类微小抵抗就成为其最有力的表达，越是日常、零散就越有力量，因为它时刻发生着、积攒着，不知不觉中就达到了改变的目的。
眼饧骨软
在闲言碎语里，过往的事情可以被重塑再现，记忆可以被修改，权力关系可以被改变甚至颠覆，在她们步出候客室的一刻，她们就成了不同的人，赋予了她们已做或将做的事情新的意义，加入了新的思维和活力，小姐们的个人空间也随着这些对语言的掌控而重建。这些间隙便成了自我赋权的时刻。
美国学者刘雅格（James Farrer）在其关于上海的外国男性与中国女性约会的研究中将性场域定义为“由社会、政治制度构建的具有社会文化界限的性关系场”（Farrer，2010：75），他指出只有当性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或部分独立于其他场域的竞技场存在才可能有性资本的概念。吉登斯认为，从20世纪的西方国家开始，性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场域，个人在其中可以较为自由地开始一段亲密关系，越发与婚姻无关，与婚姻相关的经济和身份状况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小（Giddens，1992）。
性资本既以集体欲望的形式塑造了特定群体的伴侣选择标准（Green，2011：247），也在个人层面上决定了其性选择的难易程度，影响了个体在性场域中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性资本一方面是某些特定群体特质与喜好的积累与反映，比如，某个同性恋社区中的人可能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性偏好，而且通过建筑空间、场景设置、文字、影像等形式将这些意识形态投射出来，形成特定的同性恋亚文化，同时塑造着他或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气质和秉性，这里的人走出去，或到另一个同性恋空间里的时候这些就会成为其性资本的一部分，影响着他或她的身份与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是个体界定其在性场域中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资源，包括外表、情感与社会文化风格（同上），比如人可以改变发型、妆容、衣着等外在特征，脸型、身形等体貌特征，以及语言行为模式来迎合一定的社会期待，提升自己的“受欢迎程度”。这就是布迪厄意义下的“第二天性”（Bourdier，1977）。
哈金的理论定义则较为全面。她指出性资本有六或者七个重要元素，分别是美貌（着重面貌与外形的吸引力），性吸引力（着重性感的身体），优雅迷人、互动技巧、让他人喜欢上自己的能力等社会性技巧，包括身体活力与幽默等社会性活力在内的活力，衣着风格、发型、配饰、妆容等自我呈现的能力，包括性活力、性想象、性技巧等的性能力，以及在某些文化下非常重要的生育能力（Hakim，2010）。她还特别指出了“情感劳动”的重要性，即第三个元素所指，因此性资本是一种操演，是习得，是可以被内化的第二天性，它不仅在择偶、婚姻市场中显得重要，在其他类型的劳动市场，如在政治、体育、广告、媒体、艺术领域和社会互动中的各个环节中也非常重要；它不仅在性少数群体中重要，在异性恋文化中也重要。
布迪厄场域理论启发下的性场域概念在性的喜好选择与欲望是一种该场域内的社会建构而非自然形成这一点上要解释得比较好。在场域理论下，资本之间是可以实行转换的。哈金在讨论性资本价值的时候说，在公领域与私领域紧密相连的情况下性资本具有较高的价值，比如在政治、媒体、娱乐领域；那些需要更多商业技能、社交技巧与展现公众形象的工作，从业者通常是较为高端的，例如政客、皇室、公司高管等，需要性资本的情况也比一般技术性的或日常行政性的工作要多，因为对于前者来说，私人生活往往是其公共操演的一部分，也就是“情感劳动”的部分会比较多。另外，在高文化、社会、经济资本水平时性资本的价值也会高，比如领袖人物、公众人物需要更多的社交与形象展示，那么优雅、富有吸引力等性资本特质也就具有了较高的价值，而水管工、技术人员等不需要这样的性资本，性资本的价值在文化、社会、经济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也就较低（Hakim，2010：503）。因此，性资本就与社会分层有一定的关系。身份、地位较高的人通常也会找寻性资本水平较高的人结婚，他们的子女也就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性资本水平，这样的代际传递又会使性资本逐渐产生社会分化从而具有阶级意味。
建立在这些讨论之上，我想要以珠三角地区小姐的经验回应性资本的内涵、交换方式和阶层因素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性资本包括的元素，哈金已经综合了其他学者的论述，涵盖了视觉、美学、身体、社会与性几个方面，我更想强调的是性资本带来的象征意义与心理满足感（Ding and Ho，2013），以更好地呈现性资本的“内敛”特性。这也将回应前文提到的“理性与策略性”的问题。第二，学者都提到了不同资本间的互换，但没有明确阐述这种交换是如何发生的，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大，和什么因素有关。而这些都是与阶层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性资本在这样的语境中肯定呈现不同的特色。现有文献在阶层问题上没有清楚的论述，但对于性资本的分析不能脱开这个维度，小姐的例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回应性分层的机制，具体来说，是阶层话语下社会分层中的性分层问题。第三，我用性资本的概念进一步回应本研究构建的欲望的理论框架：性资本是造成分层的原因，但也能体现个人能动性，它未必是计划性、策略性的能动性，更多的是一种以欲望形式展现的个人挣扎、协商与反转
这种印象经由各种媒体的渲染和商业运作得到固化和放大，铺天盖地的防晒、美白、抗衰产品不仅强调这些功能的重要性，而且将是否选用上述产品总结为一个女性是否具有自我保护意识、现代意识、生活技能，甚至是否关爱自己的评判标准。同样的，着装、妆容、饰品也是如此。是否跟得上潮流也成为一个人是否拥有正确生活态度的评判标准，是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象征，也是人们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之一（Zheng，2003：157-158）。在这样的话语下，谁也不愿成为跟不上趟的“土老帽儿”，因而外表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尤其对于小姐而言。
小姐们希望把性资本转换成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但个人能动性还是难以摆脱结构性的限制和由此引致的社会歧视，因而交换的成功率非常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性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为她们提供条件与机会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将她们异化，置于尴尬、困难的境地中。
因此我一定要强调性资本的阶层特性。对于其他学者讨论的那些西方中产阶层、白人群体或者“上海宝贝”这样的居住于大城市、有较多其他资本的女性（裴谕新，2013）来说，性资本可以（至少）部分独立于其他场域的资本，它不一定受其他资本的制约与影响，一是因为性场域在现代社会的独立性，二是因为他们已经由于种族与性别而“天然地”处于一个较有优势的地位，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对多的其他资本，在其他场域中互换，也可以与性资本互换；性资本可以只在性场域中应用，不一定要以性资本去换其他的资本，因此性资本就拥有了一个独立性与“锦上添花”的特性，尤其是涉及情感劳动的部分，比如在他人面前呈现良好的形象、个人风格，拥有更多的社交本事，在他人面前表现得迷人、优雅，善于互动、更有活力和吸引力等，如果拥有了这些特质，个人在性场域中会更受欢迎，也就是说，会处于性分层中的较上位置，但若没有，也不太会影响他们在其他场域中的位置。而对于中国特殊背景下的这一群女人而言，性资本的独立性却在于其唯一性，她们没有其他的资本，性资本的转化是唯一获取其他资本的途径，于是它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功用。对她们而言，性资本与社会分层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密切相关，亦即性身份或在性分层中所处的位置与其他资本密切相关。
这是世界各国女权运动在“娼妓”问题上趋向一致的一个方面，“性工作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具有了话语的合法性。但这样的视角也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中的分层和多样性，不同的地区、法律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工作环境、个人经历都可能带来不同的工作与生活感受，大一统的概念和思路可能就会造成另一种压迫。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和行动派在这方面具有良好的意愿，但从业女性自身的想法并不一定是这样，其中的断裂可能导致我们对这些从业女性职业状况和未来愿意的理解产生偏差，使“真实”情况被进一步曲解，从而产生偏误的观点。这本书所做的就是从她们的自身经验出发，梳理她们的逻辑，以认清学界或行动派和经验者之间的距离，整理出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第一，女性性产业从业者的自我身份认知存在多样性，“性工作者”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不被接受的称谓，学者应关注命名问题。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这些女性在日益复杂分化的性产业中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经验，而“性工作”作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并不能反映这种复杂性。因此性工作化、合法化并不是改善这些女性生产状况的最佳干预目标与策略。
第二，除了经济因素外，小姐成为现代化主体、都市化主体与性主体的欲望是其进入性产业的重要驱动力。
第三，自我实践，包括性实践、日常消费和夜场战术与技巧，是小姐满足欲望的主要途径。
第四，通过直接性交换获取报酬在性产业中已不太可能，性货币的积累产生的性资本才是小姐“工作”与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五，认知的能动性在小姐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认知的能动性强调的就是欲望、想象力、情感等带来的模糊、不明、无计划性却巨大的影响，虽不一定产生明确的有目的性的行动，却能在人的生活中形成无形的动力，带来改变。本书中谈到的性资本和欲望都属于认知的能动性的范畴，为我们展示了非理性、象征意义和精神层面的重要性。
主要理论贡献 
第一，从身份政治到解读欲望是理论框架上的重要跨越：不固定、模糊的自我身份认知是对阶层与性别制度规范桎梏的一种抵抗
第二，突出了主体性的另一面：以个人情感和欲望为主要观照点
第三，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践，探讨现代化、全球化宏大进程中的个人经验，将主体性的抽象概念具体化
第四，对性资本概念的发展与论证提供了一条新的分析路径
第五，关注隐性的逾越而非集体权利运动
在质性研究中，“信度”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便是同一个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做“同样”的研究，结果都会有不同，因为人总是在变化中，经历一变，思维就跟着改变，观念也会变，视角就会变，变化在质性研究中是永恒的。
我在变化，我的解读也会跟着变化，当年论文中提及的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对结构制约下小姐的弱势境况和无力感的“轻视”，在这一稿中已经有所强调了。我不想给出一个太“误导”和浪漫的图景。个人的挣扎在强大的结构面前总是显得微小，我作为一个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女人尚且不能有所突破，她们会比我更艰辛。但我的重点也不在于阐述制度与结构等宏大议题，我更想看的是个人层面上对这些情境作出的反应，我要的是真人、真情、真故事。我想讲主体、情感、关系。
我想，假如我的研究可以以这种方式展开，或许就多了一个和小姐交流的方式，比如，为她们放关于她们自己的影片，听她们的反馈，听她们对自己的评价等。如果她们因为这个聚在一起，也就多认识了一些朋友，可以一起聊天。这也许也能回应在第二章提出的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即我的研究能为她们带来什么。知识的创造与分享需要更日常的形式，影像就是其中一种，它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小姐们看到我眼中的她们，又以第三方的眼光来回顾自己。如果能引起她们的一些共鸣，就是一种回馈。当时我没能想到这些，只能留待以后继续。
研究其实一直没有结束。虽然关于性产业与小姐的田野工作已告一段落，但关于女性生活经验的研究和思考一直在进行，它不仅在学术的范畴内进行，更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进行。我既是具有一定技术和知识的研究者，也是身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研究他人就是研究自己，若能以他人的故事脉络启发自己思考自己的生活，何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