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是康德。康德对于西方哲学的影响，至今难以估量。
人们这样评价康德，称他的哲学是“蓄水池”，以往的哲学流进来，再由此流向20世纪的各种哲学。另外，人们也经常称康德哲学是进入哲学王国的桥梁和关隘。言外之意，学习哲学，应该先读康德。
在国外，哲学教师们发现，学生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首先应该破除那些独断的观念，也就是未经审查就盲目地相信某种教条的成见，必须树立某种批判精神。对此，再没有比读康德哲学更合适的“教材”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启蒙主义的最高阶段。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活动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发生着波澜壮阔的激烈变革的时代。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纷至沓来、方兴未艾的年代。”这段话也适用于德国哲学家们，他们是1776年北美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席卷欧洲以及他的失败等等世界大事的见证人。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一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插图]德国哲学家们作为时代的产儿，用他们的思辨语言把握并表现了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
启蒙主义以理性和自由为其根本的主旨，理性是权威和基础，而自由则是最终的目的。然而卢梭却在启蒙主义的内部发现了矛盾：理性与其成果科学知识的发展和进步不但不能使我们逐步摆脱种种的束缚与限制从而走向自由，反而与自由是背道而驰的，科学、文明越是进步，人类就越是不平等不自由。理性与自由、科学与道德是相互矛盾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康德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亦即对理性进行分析和考察，通过揭示我们的认识能力能够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来解决形而上学究竟是不是可能的问题。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康德以划界的方式将科学归于可以获得知识的领域，而将形而上学转移到了伦理学的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产生于人类理性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自由之境界的根本理想，而真正能够满足这一理想的不是理性认识而是道德实践。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理论视野和历史感比以往的哲学家要开阔得多、深厚得多，正是这种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厚重的历史感使他们在近代哲学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了古代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将西方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哲学家们试图将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他们相信无论自然、社会还是人类自己统统服从于统一的法则，那就是自然的因果律，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此而得到合理的说明
结果，当哲学家们把科学理性贯彻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的时候，不仅自由而且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都成了问题。法国思想家卢梭将自然与文明，道德与科学对立了起来，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启蒙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
康德曾经这样描述卢梭对他的巨大影响：我过去认为惟有知识能够造福于人类，所以我以有知识为荣，鄙视哪些无知的人们。是卢梭纠正了我的偏见，教会了我尊重人。从卢梭那里，康德意识到，具有多少科学知识与人的道德尊严以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关系。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完全可以是有德性的，而一个有知识的人却不一定是有德性的，而且是道德而不是知识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虽然作为科学是不可能的，但是形而上学却体现了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最高理想，这就是企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我们不可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没有意义。按照康德，恰恰相反，对人类精神来说，形而上学是远比科学更重要的东西。我们一方面应该制止形而上学追求科学的妄想，另一方面也要为它另找出路。康德钟情于形而上学的深层原因乃在于终极关怀的问题、自由的问题。
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如果按照形而上学关于知识的传统观念——其实现在仍然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基本观念，亦即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才能成为真实可靠的知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为我们既无法说明外部事物及其属性如何能够挪到意识之中来，更不能证明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插图]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康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观念：既然当年哥白尼可以把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设想不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从而提出了“日心说”假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思路考察知识问题呢？换言之，如果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妨像哥白尼那样换一个角度，把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看一看让对象符合知识，亦即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会有什么结果。在康德看来，问题由此便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的确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由于这些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同的“理”对于不同的经验材料的加工整理的规则是相同的，形成的知识有了共同的规则，也就有了普遍必然性（先天性）。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提供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则是先天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证明。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学。它的核心思想是对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颠倒”，强调不是主体围绕着客体转，而是客体围绕着主体转。
然而，问题到此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康德的哲学革命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通过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认识能力的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而且这后一方面真正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康德解释了“批判”的含义：所谓“批判”不是对书本或者理论学说的批评或驳斥，而是对理性之认识能力的“分析”。因此，所谓“批判”也就是对理性的分析和考察。在康德看来，以往的形而上学错就错在它们通常只是武断地论定，当它们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理论教条时，没有去考察一下我们的理性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认识能力。与这种“独断论”不同，康德主张在对事物下判断之前，先来分析我们的认识能力。
康德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对理性的全部领域进行了考察，从而形成了由三大批判组成的“批判哲学”：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考察理性的认识能力，康德称之为“理论理性”；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考察理性的实践能力或者说意志能力，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考察的“判断力”则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中间环节。
让我们从第一批判开始，进入康德哲学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