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223 五次重修的《神宗实录》

       宋朝官方史书的编纂有一套非常复杂而完备的制度，最终形成的文本主要有《实录》与《国史》两种。《实录》是编年体史书，一朝皇帝一部；《国史》是纪传体史书，体例与正史一致，二至四位皇帝修一部。哲宗继位的历史叙事首先出现在神宗、哲宗两部《实录》。参与哲宗继位的关键政治人物多在哲宗、徽宗朝去世，他们在《国史》中的列传也是哲宗继位叙事的重要史料，所以又涉及哲宗、徽宗朝的《国史》。然而《神宗实录》《哲宗实录》与哲宗、徽宗朝《国史》的编纂情况都特别复杂，这里做简单的介绍。
       《神宗实录》先后有五次编修，是宋朝官方史书中最折腾的一部。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就指出，“《神宗实录》的修撰，围绕着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不同发生激烈争论，累经反覆，多次重修。每次修撰，都反映出封建朝廷中两个党派斗争的消长，以及最高当局决策方向的转变。因此，《神宗实录》的修撰，已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他还指出，《神宗实录》先后有五次修撰，第一次在元祐，第二次在绍圣，第三次在元符，第四、五两次均在南宋绍兴时期。《神宗实录》的第一次修撰，始于元祐元年（1086），最初由蔡确主持，蔡确罢相后，又先后由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主持，并于元祐六年（1091）成书上进。当时哲宗尚幼，这部《神宗实录》多取司马光《涑水记闻》的材料而诋毁熙丰变法。陆佃参与了《神宗实录》的修撰工作，他对随意诋毁熙丰变法非常不满，经常与另两位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就说“如公言，盖佞史也”，而陆佃反驳说“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毫无疑问，这个版本《神宗实录》关于哲宗继位的叙述，是站在高洮洮的立场上而完全否定蔡确的定策之功。
       哲宗亲政后恢复新法，《神宗实录》也由蔡卞提议而迅速重修，并以坚称自己有定策之功的章惇主持编修工作，曾布又提出参照王安石拜相时编写的《日录》重修《神宗实录》。绍圣三年（1096）重修《神宗实录》成书上进，可以想象，这次重修主要是把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说法改为王安石《日录》的说法，至于哲宗继位问题肯定是按章惇的立场确立了蔡确的定策之功。
        徽宗于元符三年（1100）正月即位，次年改年号建中靖国。当时向太后曾有短暂听政，“欲和调元祐、绍圣之人”，于是提出再修《神宗实录》，但结果不了了之。同时提出编修《哲宗实录》的工作最后由蔡京主持，并于大观四年（1110）成书上进，应该也是完全肯定蔡确、章惇、邢恕以及蔡京的定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