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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已经开始了他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指出:由于悲剧精神的沦亡,现代人已经远离人生的根本,贪得无厌、饥不择食的求知欲和世俗倾向恰恰暴露了内在的贫乏。当时,他把时代得救的希望寄托在悲剧文化的复兴上,又把 悲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的音乐上。在《瓦格纳在拜洛伊特》中,尼采进一步开展对现代文化的批判。要害仍是内在的贫乏和枯竭, 因此而有现代文化的两个特征。一方面,现代人用五光十色的昔日文化碎片掩盖自己的贫乏和枯竭, 造成虚假的繁荣,尼采形象地喻之为“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并且指出:“现代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假象......他毋宁说是隐藏在他现在扮演的角色里”,现代文化成了“隐藏自己的做戏艺术”。另一方面,现代人因为枯竭麻木而寻求刺 激,艺术成了制造人为亢奋的手段,艺术家“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激情,如同率领着狂吠的狗群,按照现代人的要求放开它们,让它们向现代人扑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篇文章是对瓦格纳的赞辞,却已包含了对瓦格纳的实质性批评。正是尼采最厌恶的现代文化的两个特征,瓦格纳都沾上了:做戏和激情。尼采一再谈到:瓦格纳的生活充满“戏剧性因素”、“喜剧色彩”,他一生 的主导思想是剧场效果至上;有意识的激情支配着瓦格纳并且囊括了他的整个天性。尼采的结论是:瓦格纳不是未来的预言者,而是过去的阐释者。显然,他已经不再把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