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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要和自己这批人混在一块，要代表这批人，对这批人的诉求、利益理解得很清楚，能够把这批人的诉求用一个体制能听懂、对体制有影响、体制得反应的话语表达出来。乡绅就是一种代表，是分析性、理解性、代表性的，是话语的提炼者、发声者，当然也是原则、规则的制定者。
艺术的功能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美丽和谐的世界，而是让你有能力面对丑陋。
“认命不认输”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今天没有清晰的认识，总觉得自己现在所处的地方不对，和自己认为的有差距。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佛学里讲的专注，对自己身边做非常细微的观察，当下的重要性也是在这里。我对非虚构写作那么关切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这是一种美学意义上对“真”的重视。经验比较琐碎，乱七八糟没有关系，只要是真的就有意义。这是一份从容和自信，这是相对新的，跟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都有关系。这本身不是解决方案，也和很多现实焦虑联系在一起，但是给我们的学者进一步思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要说假话，前提是知道真实是什么，才有明确的假话，但原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大家都糊里糊涂这么说，这个是“虚”。现在大家逆反的是“虚”。现在可能会做假，在需要的时候玩手段，但不会给你搞虚的，现在大家对“政治正确”都很反感，显然不是说这些理念是错的是假的，而是太“虚”，不能表达大家要直接表达的那个自己。我觉得有一个诚实的自我，一个诚实而畏缩的自我，还是要比一个虚伪高大的自我好得多得多。
年轻人对前一辈的逆反、对政治正确的反感都是诚实的，但是这个诚实真的代表了我们对现在的实践的更好理解吗？表达了我们对历史的新的认识吗？不尽然。大家感觉到的民粹主义，现在真的成了一个全球现象，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是“诚”和“真”之间的断裂。给特朗普投票的人，很多都是老实人。怎么办呢？作为学者，我想到的是大家的思考工具和表达工具不够多样。中产阶级的政治正确、普世价值几乎垄断了公共表达，成了“真”的唯一表达方式。现在大家从“诚”做起，慢慢用诚实的方式开始书写自己的经历，写多了，那些靠近真的会留下来，那些抬杠式的诚实可能就过去了，然后慢慢能够把诚实的感受和大的事情结合起来看。这是我的一个期望。
中介一方面促进了全世界的学生流动，另一方面也在塑造和维持等级关系——什么样的大学招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投资可能有什么样的回报。大学排名为什么变得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可以给这些投资人信息。所以中介在这里不是处理信息不对称、要把供求双方对接、培养这个市场，而是要把这个市场给结构化和稳定化，什么样的学生去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大学招什么样的学生，它给分化好了。留学是把社会分化跨国化了。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化竞争到了尽头，必须要往外走。空间上从国内转到国外，资本类型上要从有形的金融资源转变为文化和象征资本。文化象征资本对维持金融和经济资本的跨代增值非常重要。不平等的固化都是这样，从钱到名到身份，以及空间上的转移。
不要以为商品化就是对婚姻的亵渎，也许商品化正是对它的崇拜。跨国婚姻背后是一个保守的思想意识形态，就是说结婚变得更加重要，跨国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再生产过程，这个再生产品就是指对人的再生产，而且是对整个国族的再生产——结了婚，成了家，才会有下一代，文明才能遗传下来，这是一种保守化或者本质主义化的婚姻。人的跨国流动，人的再生产，背后总是有这样的辩证关系。流动，加速的流动，不一定使生活变得更开放，反而可能加固了原本的不平等关系和这种意识形态、社会规范。
分化没有被表现在语言上、文化上和思想上。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贫富不均，但大家都看一样的戏，说一样的话，娱乐面前人人平等。社交媒体分层又造成更大的分割、破碎化，很难形成动员，在思想表达上很同质。我们都是笼统地讲分化不平等，如果大家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生活方式，对不平等的意义才能看得更明白，比较容易发展出补救或者反对的措施。在英国就是这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非常自豪，有一种反智倾向，不愿意跟知识分子接近。有的人说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阻碍下一代上升为中产阶级。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艺术表现形式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这也确实给他们力量组织起来制衡中产阶级，所以能够在公共政策中比较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策略很有意思：我要保护自己，不是比你更优越，而是要跟你较量。当然这个策略现在在实践中也不很有效，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全球化，世界精英的出现，使得工人阶级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敌人，同时工人阶级的经济生产和基础已经变得太小。
“占有”确实是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盛行，人们变得斤斤计较。现在“占有”成为重要的人生目标，确实值得更好地研究，因为中国传统里没有特别强的占有概念。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吧，土地有地表、地下权的分离，土地流转比较频繁，大多数情况下地主不是特别大，富不过三代，轮流来，宗族又有义田来济贫。现在的“占有”，占和有可以说是对立的。者有其屋，那是“有”；你一个人买那么多套房子，把房价抬得那么高，自己食利，那就是“占”了。
上世纪90年代或者2000年初，那时还有关于左与右的讨论，两边对于中国社会的描述以及背后的原因，都有具体的指向，比如左翼认为是资本主义这个大的系统出现问题，右翼说是权力本身的腐朽和话语的滞后。但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首先这个对立慢慢在消失，其次可能也因为对立的消失，公共话语本身也消失了，没有回应大家实际的感受，所以有一种普遍的不知所措。一方面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出现了具体的变化，也包括进步，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足够，不知道怎么理解，也不知道对抗什么，索性不想那么多，生活还能照样过，也蛮舒服。
在今天，生活方式跟资本、国家权力同等重要。今天确实很难明确地讲什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国家和公民的关系、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体现在生活方式上，都融合在一起。如果要拿阶级或者劳工分析的视角去看，可能都看不准，还真要拿生活方式、娱乐方式来看。而且这种文化的分析不能像原来那样把文化当作一个新的变量。为什么要引进文化分析，其实是要引进被分析者本身，就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他们应该成为思考的主体。文化这个概念可能会引起误解，一讲文化大家就觉得是文学、艺术，其实它就是指生活方式、日常经历、生活意义，包括抖音这些。
孙立平提出“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当时的假设是，原来的权力是靠不流动维持的，现在自由流动空间大了，权力能够直接控制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所以当时孙立平预测，人们越来越从一个自主的“社会”那里获得生存资源和发展机会，市民社会慢慢会出来，国家权力会减弱。“物流型权力”想说我们现在有一种基于流动的权力在生成，它不是把流动当作管理对象，而是把流动当作权力的基础。
提出这些问题可能跟知识分子式的关怀有关系，但不是很有意识的，如果是的话，我会认为它是一种局限。倒不是说因为有某种关怀就成了局限，而是我的思考方式比较模式化了，老往某一个方向想。读者可能觉得这是一贯的问题意识，但我不太想有某种一贯性，那说明想象还不够，或者对实践的丰富性了解不够。
传统知识分子的目的不是反思，而是诠释，给出一个秩序，给大家一个世界观。反思是法兰克福学派普及起来的，它本身是很现代的，就是说大家不需要知识分子阐释世界的基本秩序，而是需要对世界秩序做批判性的分析。这确实是因为在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实践当中，每个人反思的动机、能力和工具都比较有限，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一天过完，把任务完成，因为有分工，大家都要线性地往前进。反思的意思是，你要阻止自己，要把自己停住，不要线性地往前冲，想一想为什么今天要这么做，不能用别的方式。这个精神可能是有意思的一点。
智力分析越来越需要和人们的经验有直接的有机联系。
基础设施化是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政府不直接提供实际福利，而是提供给老百姓获得这些福利的可能条件。基础设施化这个模式也不给你直接的东西，老是要帮助你找工作，培训你，在这种技术条件下赋权（empower）给你，有手机有微信，让你觉得和外面有联系，但就不允许你们自己组织起来。都是搞这个潜在性（potentiality），帮你搞成可就业的、可创业的、可致富的，但是实际就业、创业、发展的机会不一定增加。国家对发展的投入增加了，但老百姓的实际福利不一定多了。究竟谁收割了潜在性带来的好处是个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