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

施坚雅在这一部分中简要提出了中华帝国城市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城市的地文结构、发展周期的不一致、县城的有限增多、中世纪城市革命以及帝国晚期的城市发展。
首先，地文结构对形成地区经济和地区社会体系有着重要作用，从较小的地文区划——常常是较短的河流或支流的流域内发展，逐渐形成较大的体系，再到大的地区体系，每一个体系都与层次地文结构发生联系，并受其制约。不过一些大区较之于另一些大区，其内部地文结构要明确得多。
其次，在中国领土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县级区划数目却没有随之增长，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历史从中唐以后直到帝国结束，出现了政府效率长期下降、基层行政中心职能一代比一代不断缩减的情况”。由于政府并不具备超过农业国能力的协调和管理水平，农业和商业发展也不足以支撑扩大的官僚机构，因此政府只能通过收缩基层行政职能的范围，并容许地方体系内部官僚政府的效率下降，才能维持统一国家的发展。
中世纪以来（始于八世纪下半叶，至北宋达于顶点）市场结构和城市化出现了革命般的变化：（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呢个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伴随这些变革而来的是：赋税和贸易日益钱币化了；商人的人数、财富和力量增长了；社会和官府轻视商业和商人阶级的态度缓和了。这一革命可能是由于商业化的发展使得衙门进行管理越来越困难（如前所述，县城数量并没有多少增长），于是不得不放弃对商业的详细规定。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世纪时期城市革命并未完全完成，其在不同地区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即地区发展周期的不一致。另外，帝国晚期的城市化水平，比起中世纪时期可能是衰退了的，这部分是由于外贸和技术进展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弱了，同时政府行政水平的下降也对之有消极作用。并且，中世纪的国都在地文位置和经济地位上，都比帝国晚期的南京或北京要优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