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知识与疯癫

    启蒙是人类理性的自我伸张，它宣称理性的公平、正义和普遍有效性，它对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理性被认为是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和宇宙秩序的唯一有效而公正的手段，在启蒙思想中，理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它成为阐释的权威。但是，在福柯的疯癫史中，理性既非公平的，亦非正义的，它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立场进行的排斥行为，如果说疯癫意象在不断地变化，疯癫的语义在颠沛流离的话，那么，界定疯癫的理性本身——疯癫史就是理性对疯巅的界定史——也不存在着一个统一标准，理性并没有秉持一个不变而稳定的原则，这样，它就丧失了它所宣称的普遍有效性。相反，理性的评估原则在不同时期，依据不同的语境而不断发生改变。理性的评估有时依据美学原则（文艺复兴时期），有时依据经济原则（17世纪中期），有时依据道德原则（19世纪初），有时依据医学原则（弗洛伊德），理性评估原则的可变性和多样性无法保证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且，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理性评估都是一种排斥方式，即将疯癫排斥在自身之外如果说理性在此有一种普遍性的话，那就是排斥的普遍性，即疯癫永远是理性的排斥对象这样一种普遍性。这样，理性与其说具有一种普遍有效性，不如说它存在着普遍的暴力性，它的评估、它的界定、它的阐释和建构永远是有视角的、有语境的，而绝非不偏不倚的。

    福柯就此将理性同绝对的公正性区分开来，相反，理性同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它们相互寄生，形影不离，理性充斥着权力素质。疯癫正是理性权力的排斥结果，疯癫的知识也正是理性权力建构起来的，“在蛮横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于社会之中”，只能存在于理性的视野中，这样，疯癫就不再归属于自然现象，疯癫以一种可变的知识形态出现。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预示了他日后的一套权力-知识的理论图式：知识是被权力建构的，它并非对世界真相一劳水逸的捕获，知识处在变化中，它在不停地转换自身的视角，它无法独立于权力，独立于偏见独立于利益，独立于知识的主体，“我们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总之，知识不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洁身自好、一尘不染，不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客观、自然、绝对。疯癫的知识即是明证，它不过是理性权宜之计的排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