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在经典著作《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中，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斯区分了权力的三重维度。其中，第一维权力就是做出决策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之上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决策制定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大权在握者；第二维权力是设定议程的权力，这种权力让掌权者有能力使某些选项根本不被提上议程；第三维权力则是最隐秘、最“高级”的权力，因为它是塑造他人意愿和想法的权力，是让他人接受甚至喜好有损其自身利益之物的权力，也就是意识形态权力。在《规则的悖论》中，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为我们揭示的就是后两个维度的权力，也就是官僚制如何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不仅令我们无处遁形，无法想象其他可能，甚至还让我们发自内心地赞美它。

无论意识形态光谱如何，人们都不会否认，对官僚制的反抗是左翼思潮萌芽的动力与关怀，20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的民权运动既是左翼运动，也是对官僚制的反抗，体现了人们对日渐加深的社会控制的担忧。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透，西方社会传统的福利体制不复存在，“反官僚”悄然成为右派话语，并成为其推销市场模式的利器；反之，左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强调渐进改革，强调国家的调控，强调将市场机制纳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为什么是灾难？因为左派失去了批判性。在激进左派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端邪说，温和左派以资本主义拯救官僚制（或以官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的做法屡屡成为二者最坏元素杂糅的情况下，曾经和精英主义画上等号的右翼立场转身为平民代言。这正是民粹主义在今日之全球泛滥的根源和缩影。

韦伯虽然对官僚制的“理性铁笼”痛心疾首，却也对官僚制对于规则或曰“程序正义”取代“人治”而欢欣鼓舞，认为这种“贤能政治”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格雷伯无情地戳破了这种假象。我们谁都知道，规则有空可钻，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

再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愚蠢”的社会情境建立在结构性暴力之上。格雷伯说的暴力并非隐喻，而是实实在在的对他人的身体伤害。虽然我们多数人自认为“岁月静好”，不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身体侵犯，但这正是因为我们屈服于自身所处的结构性安排。一旦越轨，一旦我们向这个结构提出挑战，暴力的威胁立刻不请自来。

换言之，没有字面意义上的暴力为隐含前提，符号暴力就不可能存在。进一步地，暴力是一种（而且可能是唯一一种）无须沟通便可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沟通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相对平等，而真正的不平等是无须沟通的，或者说唯一的沟通形式就是铁拳。无论是亲友相处还是两国关系，关系的维系都需要“阐释性劳动”，也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而简单粗暴的身体伤害可以跳过这一切。再进一步地，结构性暴力产生了一种不对等的想象或阐释结构，其中被统治者需要小心翼翼地揣摩他所处的社会场景，尤其是掌权者的心态，而掌权者完全无须考虑被统治者如何想。也就是说，阐释性劳动基本只属于无权者。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官僚制的“愚蠢”其实根源于结构性暴力。

官僚制已经彻底俘获了我们，因为它最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它的韬曜含光：它让一切看起来那么井井有条，那么容易预测，那么合情合理。毕竟，社会结构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忘了自己是能动者，忘了这个社会秩序正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官僚制让我们乐此不疲地“做游戏”，研究游戏规则，不惜头破血流以成为游戏的胜利者，却不给我们“玩”的机会，甚至让我们对“玩”心生恐惧。
随着旧式福利国家的崩溃，这一切似乎成了历史。强调用“市场对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右派，运用起了反官僚的个人主义话语，变得越发激进，而主流左派的斗争越来越沦为某种防御行为，竭力要挽救旧式福利国家的残余力量：本着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它默许甚至带头尝试将部分服务私有化，并将越来越多的“市场原则”、“市场激励”和基于市场的“问责程序”纳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

这招致了一场政治灾难。确实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来概括它了。对于任何社会问题，“温和”左派给出的对策总会成为最烂的官僚主义元素和最烂的资本主义元素惨不忍睹的大杂烩。（而激进左派的对策如今几乎找不到立锥之地。）简直像是有人刻意创造了一种最不讨喜的政治立场。居然有人考虑投票给推行这种玩意儿的政党，这简直是左派理念真正持久性的明证：毕竟，这样投票铁定不是因为赞同政策本身，而只是因为自认属于中左阵营的人根本没有别的政策可推。

旨在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到头来实际产生了更多的法规、更多的官僚和更多的警察，这个明显的悖论司空见惯，以至于我觉得我们有理由视其为某种普遍的社会学定律。我提议将它命名为“自由主义铁律”：

自由主义铁律表明，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最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僚总量。

在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中，对于“官僚”只有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市场”，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越发得到认可。有时这意指政府运营应该更接近企业的样子。有时这意指我们应该把官僚们一脚踢开，让一切顺其自然，也就是让人们自由操持生计，挣脱强加于其上的无数条条框框，让市场调控的魔力发挥作用。

于是“民主”开始染上市场的意味；而“官僚”与之相反，意味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般含义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观察到，英国人对自己不太擅长官僚制一事备感自豪，相比之下，美国人似乎羞于面对自己在这方面的驾轻就熟。这不符合美国人的自我形象。我们应该是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者才对。（这正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对官僚的妖魔化如此有效的原因。）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个极度官僚化的社会。
这一过程——公共和私人权力逐渐融为一体，充斥着最终旨在以利润的形式攫取财富的规章条例——尚无一个名字。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缺乏谈论它们的方式。但其影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文书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申请表越来越烦冗。诸如账单、门票、体育俱乐部或读书会的会籍这类寻常文件，背后都有大几页法律条文的支持。

我打算造一个名字。我打算称之为“全方位官僚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时代。［我本想称之为“掠夺式官僚化”(predatory bureaucratization)时代，但这里我真正想强调的是这头巨兽无所不包的本质。］也许可以说，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众对官僚制度的讨论开始锐减时初露苗头，并于80年代愈演愈烈。但实际上它真正抬头是在90年代。

我在早前的一本书中提出，开启我们当前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历史突破发生在1971年，也就是美元脱离金本位之时。这首先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铺平了道路，但最终，这也开启了更深刻的长期变化，那些变化在我看来终将彻底了结资本主义。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但这里要谈的是更短线的影响。金融化对于严重官僚化的战后美国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重组。这是一场文化变革。在此背景下，金融和企业圈子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技术（绩效考核、焦点小组、时间分配调查……）得以入侵教育界、科学界、政府等其他社会领域，并最终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追踪这一过程的最佳线索或许是它那套语言。这些圈子里首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话术，满是光鲜又空洞的用词，诸如愿景、品质、利益相关者、领导力、卓越、创新、战略目标或最佳实践。［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生命源泉”(Lifespring)、“心灵动力”(Mind Dynamics)和EST这类“自我实现”运动，它们在70年代风靡公司董事会，但很快便自成一套语言。］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文凭化社会。”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l)和安东尼·丹格菲尔德(Anthony Dangerfield)在其2015年合著的《拯救金钱时代的高等教育》(Sa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oney)一书中写道：“要求有学士学位的工作其实连两年的全日制培训都不需要，更别说四年了。”

将上大学提升为获得中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导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排除在有公众影响力的职业之外。1971年，58%的记者持有学士学位。今天，这个比例达到92%，而且许多报刊还要求新闻学硕士，哪怕大多数知名记者从未修习过新闻学。
最后这个案例看似极端，但它以自己的方式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和私权在新的金融体制之下的融合。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利润根本不来自商业或工业，而来自金融，说白了就是来自他人的债务。这些债务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始作俑者正是这种公权和私权的融合。教育企业化，继而导致学费激增——学生们得为大型橄榄球场这类执行董事们的突发奇想买单，或者为与日俱增的高校职工膨胀的薪水池做贡献。学位越来越多地成为任何有望通向中产生活的工作岗位的准入凭证。随之而来的是一路攀升的负债水平。上述种种组成了一个单一网络。所有这些债务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政府本身成为公司抽取利润的主要机制。（试想，一个人试图拖欠学生贷款会发生什么：整台法律机器立刻开始运转，随时准备没收资产、扣押工资，并处以数千美元的额外罚款。）另一个后果是迫使债务人主动将自己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维度官僚化，不得不像管理一家小公司那样管理自己，权衡投入产出，勉力维持账目平衡。

我要说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普通的双重标准，而是一种独特的、在官僚体系里十分典型的双重标准。所有的官僚制都是程度不一的乌托邦，因为它们提出了某种真实人类永远无法触及的抽象理想。回到前面说的文凭主义。韦伯以来的社会学家们常提及一个最能定义官僚制的特征，就是其职员由正式的、不带主观色彩的标准选拔而来，最常见的是通过某种笔试。（也就是说，官僚不像被票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但也不该仅仅因为是谁的亲戚就走马上任。）理论上，它们遵循优绩制(meritocracy)；事实上，谁都知道系统有一千种空子可钻。许多人之所以能跻身其列，只因沾了某个亲戚的光，对此，大家心知肚明。共谋成了忠于组织的首要评判标准。职级晋升的基石不在于优绩(merit)，甚至未必在于你是谁的亲戚；归根结底，它在于愿意维护“晋升基于优绩”的假象，即便人人都知道并非如此。或者说愿意维护“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尽管事实上，规则时常充当个人权力肆意而为的工具。

当时，我们并没有用这样的措辞来谈论事情——“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实则意味着创建以确保投资者盈利为目的的全球性行政结构，“全球化”其实就是官僚化。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是没能把它点明。

从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美写照：出售纯抽象之物的商店——完美无瑕的盒子，里面装的只有玻璃与钢制的隔板、计算机屏幕和武装保安。它们代表了枪支和信息的完美结合，因为那正是它们的全部。而这种结合几乎为我们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提供了框架。当我们真的推敲起这些问题时，通常表现得仿佛一切只是技术的产物：这是一个由计算机驱动的世界。就连看上去也很像这么回事。事实上，所有新建的银行大厅都酷似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游戏中简化了的虚拟现实布景。仿佛我们终于得以将虚拟之境变为现实，而如此一来，在我们设法打通新的官僚体系布下的重重迷宫时，我们的生活也沦为了某种电子游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些电子游戏里，没有什么实际的生产，有的只是凭空出现的事物，而我们终其一生，真正在做的就是赚取积分和躲避武装分子。
贡献了大部分官僚制新话术的“自我实现”哲学坚称，我们活在永恒的当下，历史毫无意义，我们仅凭意志的力量创造了周遭的世界。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版的法西斯主义。在这种哲学开始流行的20世纪70年代前后，一些保守派基督教神学家其实有着极为相似的思考路径：将电子货币视作上帝创造力的某种延伸，借着受默示的企业家的头脑将它转化为物质实在。很容易理解，这种思想如何导向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抽象的金融概念仿佛构成了实在的基石，而我们的许多生活环境貌似是从谁的计算机屏幕上3D打印出来的。事实上，我所描述的数码生成般的世界完美印证了另一条社会法则（至少在我看来足以称其为一条法则）：如果将足够的社会权力赋予某个阶层，哪怕他们秉持的观念古怪至极，他们到头来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设法制造出一个世界，以一千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向生活其间的人们强化那些观念不证自明的真实性。
人们总是假设有某种协同效应存在于这两者之间——不带个人色彩的、受规则约束的组织（包括公共领域和生产领域的组织）和在俱乐部、咖啡馆、厨房或家庭出游中绝对自由的自我表达。（当然，这种自由最初仅限于男性一家之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至少从原则上扩展到了每个人。）

过去200年间，占支配地位的官僚制组织最深厚的遗产，就是把这种理性、技术手段和两者最终服务的非理性目的间的简单割裂变得如常识一般。

一切似乎是明摆着的，使得我们忘记了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多数人类社会里，这种割裂根本没有意义。在大多数时空里，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就是他终极的自我表达。但同样，一旦世界被一分为二，出现了纯粹的技术功能领域和独立于它的终极价值领域，那么从这一刻起，两个领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试图互相入侵。有人会宣称，理性乃至效率本身就是价值，甚至是终极价值，我们应当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理性的”社会（无论那意味着什么）。其他人则主张，生活应当成为艺术，或者宗教信仰。但上述所有运动的前提恰恰就是它们誓要克服的这种割裂。
我们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官僚化的实践、习惯和做派吞没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已经开始围绕填表展开。然而，我们现有的那套话语根本不足以谈论这些事；甚至，设计这套话语的初衷可能就是要加剧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谈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反对的是什么，诚实地道出它牵涉的暴力，但同时，也要去理解它的吸引力是什么，维持它的是什么，哪些元素有内在潜力可释放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哪些元素可被视作生活在任何复杂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又有哪些元素是可以且应当被消除的。如果本书在激发这样的对话上起到了哪怕一丁点儿作用，那将是它对当代政治生活做出的真正贡献。
无论出于何种历史原因，公共和私人官僚制的组织方式仿佛旨在确保相当一部分成员无法按预期完成任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前文中认为官僚制完全可以被称作乌托邦式的组织形式。毕竟，我们常说的乌托邦不就是这样吗？天真地相信人性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拒不面对人类本来的模样。我们不也知道，正因如此，它们才会设置不可能的标准，然后又责怪个体无法达成吗？但事实上，所有的官僚制都是这么做的：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然后发现它们并不合理（因为总有很多人无法达到预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具体个人不够称职。

我想论述的是，暴力，尤其是结构性暴力（我是指普遍存在的、靠威胁施加身体伤害为根本后盾的社会不平等形式）造成的情境总是倾向于促成我们对官僚程序的惯常印象，即一种有意为之的盲目。概而论之，与其说官僚程序本质上是愚蠢的，甚至往往会产出被其自己定义为愚蠢的行为（尽管这也没错），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惯用手段，用于管理已然十分愚蠢的社会情境，因为后者建立在结构性暴力之上。我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探讨问题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官僚制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而我们又为何察觉不出。

所有这些机构都在一个由政府监管和保障产权的体系中参与资源配置，而这个体系最终依赖武力威胁而存续。“武力”不过是暴力的委婉说法，其实就等于有能力唤来一些穿制服的人，威胁要拿木棍敲别人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