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出五代 一、五代宋初统治人群中民族色彩的淡出

唐史“胡汉之分”与宋史“华夷之辨”之别p.103
唐史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胡汉之分”与宋史研究中讨论的“华夷之辩”，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两组概念。“胡汉之分”尽管涉及外族问题，但在唐代，“胡”既包括塞外胡族势力，也包括内附诸族，并不纯属对外关系范畴，而经常牵涉到唐朝内部的文化差异与认同关系。当时内附诸族在政治、军事上的活跃，外来胡人在贸易、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使得“胡/汉”知觉广泛存在于唐代的内部生活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后，异族压力不仅构成为“外患”；作为国家内部问题凸显出来的“胡/汉”区分，也成为令唐廷刻骨铭心的“内忧”。而宋代的“华夷之辨”，大倡于契丹、党项等外族压力之下，既体现着民族辨判、文化识别，又是宋廷对待外部（“外患”）问题的基本信念乃至政策依据。“华夷之辨”针对外部“夷狄”政权而发，将“夷狄”之民族、文化与其政权、其辖界视为一体。但与中唐以后相较，北宋的“华夷之辨”，一方面透露出强烈的紧张与危机感，另方面却反而少了一些切身的腹心之痛。当然，南宋的情形大为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国人的“天下”观，实际上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文化体，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两宋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形成了“多元国际系统”的观念。北宋时期“正统”理论的出现与张扬，正与这种情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