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尾声

朝鲜战争给美国人带来的影响在NSC68号文件（这是美国策动全球冷战、实施遏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它大幅提高了五角大楼的影响力，并促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国家安全事务，进而强化了艾森豪威尔在两届任职期间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他在离职演说中提到的：必须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出现。与此同时，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更理性地认识了共产主义阵营。多年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共产主义阵营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统一体，而事实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于是，像凯南那样强调民族主义和老派历史观点的人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弱化。它将会毒害美国政治：美国将极其害怕某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阵营，这种恐惧是出于国内政治而不是地缘政治的考量。由此，美国的亚洲政策被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又反映到美国如何对待一个当时尚未出现在国家安全雷达屏幕上的小国——越南。
当然，金日成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但没有想到美国会派兵保护韩国，还过高地估计了他的个人感召力及其革命历程的神秘力量。他一厢情愿地以为，一旦他的军队南下跨越三八线，20万韩国农民马上就会揭竿而起。他不但没有成功地统一朝鲜半岛，还诱使美国人提高了对韩国的军事防卫等级；他不但没有以武力夺回韩国，还刺激了韩国战后的经济增长，让它成为朝鲜难以企及的经济强国。朝鲜战争结束五十年后，美国军队依然驻守在韩国；韩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灯塔，20世纪80年代末时，它的经济比苏联更有活力。相比之下，北方社会依旧停滞不前，政治上不开放，经济上无发展。
可以说，朝鲜战争为亚洲地区随后的几次战争提供了一本教科书。它留给亚洲国家的经验就是：与西方国家作战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具有承担大量人员伤亡的能力，以人力优势抵消西方世界的技术优势。在朝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指挥官和理论家们一直在谈论亚洲人的生命比西方国家更便宜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发挥强大的军事技术力量，让战场的天平向自己倾斜。这些亚洲的对手们则决心向他们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他们总会付出代价，而且地理位置的偏远和边缘将使美国人付出高昂的代价。
韩国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发展应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奇迹，是坏事变好事的范例。韩国的统治者李承晚在三十年里从来没有放弃过狭隘的独裁意识，他多次镇压学生运动。即便如此，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浪潮从未停止过，反而在镇压之下愈演愈烈。经济成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乐观情绪和国民自信心，民主的独立意志开始暗潮涌动，并首先在学生中间迸发出来。尽管李承晚政府始终认为，他们还可以像往常那样发展经济，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国家上层，但变革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民迫切需要变革已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大势，非个人可以左右。变革既非起点，亦非归宿，而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因为社会的期望和追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它要求社会上层接受这个现实，顺应这股潮流。1960年4月，当李承晚最终下台时，韩国陆军参谋长说：“我个人尊敬李承晚博士，但历史拒绝了他，嘲弄了他，而且不再信任他。目睹眼前的现实，我感到难过。
有一段时间，韩国政府试图镇压这些新兴社会力量，但都在反抗面前败下阵来：经济越成功，普通韩国公民对自己就越有信心，就越想分享这些成功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成果。政府面临一场它永远无法理解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因为期望值上升而带来的抗议。政治自由化的压力最初主要来自大学生，工会组织和普通中产阶级民众随后陆续加入进来。“到1987年，韩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负责远东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斯顿·西格德说，“中产阶级成为权力阶层。这种变化不可忽视。政府对付的不是左翼学生力量。左翼学生可能冲在表面，但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示威运动的背后支持者是强大的中产阶级。”韩国转瞬间摇身一变，化为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和极为成功的民主国家。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卢泰愚曾对弗兰克·吉布森说：“我很难想到，近代史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像韩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依靠自身力量从一个集权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在韩国，经济成功不仅是政府推动的结果，也是顺应社会中低层民众需要和期望的结果，尽管这种顺应也许是政府不情愿的，但它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