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儿童团体的经验是否可以应用于“适应不良儿童”身上？

1949年，在沙勒罗瓦，流浪儿童问题被提上了第二次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会议的议程。这是人们首次将流浪儿童帮派及其犯罪问题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和教育评价标准进行分析，但大家没能在如何帮助他们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一些专门研究青少年犯罪和适应不良问题的专家开始对小孩共和国模式发起真正的反抗。他们对“小孩共和国”的一些行为表示怀疑，如将“自治”简化为角色扮演的游戏、在建造奢华设施上不计成本、要求年轻人学习（法官、市长、银行家的）责任等，而这与后来要求孩子们承担的社会角色（工人、工匠）是脱节的。连初期支持这种模式的人都加入了批评的行列。此外，战争受难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不少儿童团体都被闲置。这些机构是直接关闭，还是接收当下的问题儿童，即那些所谓的“适应不良”的孩子们呢？按照最初定义和模式运营的儿童团体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局限为较为传统的乡村儿童之家模式，儿童的参与度越来越低了。
因此，亨利·茹布雷尔是法国适应不良年轻人在寄宿学校中进行再教育这一模式的核心人物，这种模式很快在战后占据主导地位，但亨利·茹布雷尔也关注其他各类实践，了解其他教育模式，还通过多次出国旅行学习经验。1951年1月，他在意大利之行后，在法国关于儿童犯罪、不健全和道德问题相关的杂志《再教育》(Rééducation)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儿童村”》的文章。这本杂志由司法部新成立的监督教育司出版，是该领域专业人士之间交流讨论的主要阵地之一。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他对所参观的“儿童村”的经验表示钦佩：平静和自律似乎占主导地位，同时留下了在放松的时候活力和欢笑的空间，在吃饭和睡觉时“没有喧闹起哄”，年轻人举行“集会”时气氛庄严，他们似乎享有极大的主动性，让人不禁想问：“在这些‘共和国’中有成人教育者吗？”然后，他讲述了一个“小市长”的故事。“小市长”作为贵宾，负责向外来游客介绍村庄，但他在用餐结束时却要求一名成年人陪同自己，因为他不被允许单独外出。随后，文章的语气开始变得强烈，浇灭了最初的热情，最终完全推翻了这个教育机制。他还提到，“在教育实践中最引人注目的‘大胆教育尝试’背后，常常伴随着隐秘的谨慎和保守”。他还批评记者们精心策划的宣传总是“夸大这些不幸儿童自主管理上振奋人心、出乎意料、革命性的一面”，吸引大量私人捐款支持“这种别具一格的模式”，这只会促使教育工作者为了表现得“与时俱进”而复制“只为了存在于漂亮文字中的”“筹集资金”的把戏。最后，他还质疑了某些自治形式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少年法庭”或“选举”的意义：
孩子们当“法官”常常当得很糟糕，他们常常用刑过度，因为他们对犯规行为常常缺乏全面的认知，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这些拥有广泛权力的官员的选举难道不会有偏袒“卡伊达特”的风险吗？……在这些年轻人封闭的小世界中，关于影响力的暗中兜售又有谁会知晓呢？
他的最后一个反对意见是，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都受制于社会决定论的影响，接受自我管理实践的长期学习是否会给他们带来矛盾？
那些被教导在爱和公平这些最美妙的原则下组织自己生活的孩子，那些学着自我领导甚至领导他人的孩子，他们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工厂工人、劳工；他们得服从、忍耐而不争辩。到那时，让他们对自己真正的职业感到失望、怨恨、无所适从，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这种对“小孩共和国”式的自治方法的质疑，不应该仅仅从导致儿童陷入困境的个性，潮流和运动之间的教育差异的角度来看待。在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内部，自其成立以来，尤其是在1949—1951年，类似的问题也在出现，即使一些早期的支持者也呼吁，在应用儿童自我管理的原则和对使用“儿童村”标签的标准问题上应更加温和、节制。在沙勒罗瓦会议的次日，就像是与大会上发生的交流相呼应一般，法国精神病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的期刊《童年》(Enfance)发行了一期儿童之家特刊，并向刚刚聚集在法国全国儿童团体协会的主要法国儿童团体代表邀稿。亨利·瓦隆对这些教育实践十分热心，还资助了蒙莫朗西(Montmorency)一所为战争受难儿童建立的、名为“重生”(Le Renouveau)的团体，正如其负责人克劳德·弗朗索瓦—安热(Claude François-Unger)在这期杂志中讲到的那样，该团体自称与“现代教育学的新精神”和自治理念相接轨。在序言中，瓦隆提出了“警告”，旨在呼吁人们审慎面对此类公式般的项目：
在一个由儿童组成的团体中，孩子们会组成团体，这是自发的、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他们必须懂得如何利用团体。团体是社会的前厅，它的存在、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置于其中。但是，在塑造团体时，不应该任其拙劣模仿缺位的家庭或社会，社会的制度、机构有时以一种不合时宜且矫揉造作的方式移植入儿童团体中。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设置的局限性，如果人们执意这样做，那就要以牺牲纯真和真诚为代价。
我们在大多数见证此类经验的人的笔下都发现了这种矛盾心理，阿尔弗雷德·布劳纳就是一例。1939年，他与儿科医生兼儿童精神病学家、妻子弗朗索瓦丝·布劳纳一起曾在拉盖特城堡对西班牙战争受难儿童尝试实行自治制度。他对所使用的方法提出了很多意见，比如他们发明的内部“货币”，或者说是“猴子货币”(monnaie de singe)，“这些创造了分发金币这种‘新方法’的大师们唯一做到的事情就是让孩子们分毫必争。这有必要吗？”他还质疑了一项他口中的“危险的错误”，也就是“法院”制度的设置：“儿童是可怕的法官。在施加刑罚方面，他们通常无所不用其极。”他还担心“追随者”们让儿童团体出现“流行性蔓延”，而这些人“只想得到闪光的头衔、名号”。他甚至开始质疑在此之前人们视为模范的一些团体，如特罗根的“裴斯泰洛齐儿童村”，他认为“裴斯泰洛齐儿童村”沦为了“一种建筑概念”，即“建设数个独立小木屋，分散在服务设施周围，将儿童安置在这些小木屋中”，却把“教学方法”的基本原理抛之脑后。他谴责这些团体“自我封闭”，是“堡垒”或者说“鹰巢”，忘记了学习是为了“更大的公共福祉，为了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总的来说，他想知道要设定的长期目标是什么：
我们当然对神童感兴趣，但我们也想知道，他们是否对得起那些他们生活所依赖的同胞。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为世界培养健全的人，他应该能够通过为集体努力作出贡献来谋生。这就是“社会化”教育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