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工伤女工的身体叙事

但是，故事往往不全是励志的，正常化身体背后是性别身份对女性的重重枷锁。阿蓉说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做，即使自己的左边身体无法使重力，她仍然大冬天背着全家的衣服到河边去手洗，然后背回四楼的家，然后再到油坊去帮助丈夫磨油籽，接着再回家做晚饭。我问她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事务？她说：“我本来就是残疾，再不勤快些，眼睛洒水（机灵）些，真等着别人把你赶出家门吗？”

阿雪的独立宣言里也少不了这么一段心酸往事：
刚结婚的那一两年，我的手还不行，做家务有点慢，我老公就嫌弃我，朝我摔碗，有时候还要打我，我婆家人对我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没有谁能靠得住谁，只有靠自己，我那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后来我就使劲练习我的手，能够下地去种地了。在家种了两年地，我觉得我自己可以了，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城里找事做，我要自己做。（WXY，F，20150720，CQ）

阿梅十分能干，她自己在当地开了一家抄手店，虽然她右手残疾，但是几只剩余的手指头异常灵活，这是她苦练数载的结果。抄手店生意很好，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周围邻里都把她当成是管家、挣钱的一把好手。她的丈夫一表人才却五体不勤，穿着名牌西装，戴着名牌手表参加同学、朋友聚会，但从来都不带阿梅一起去。

店里的生意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管。坦白说，我身体不便，管理这个店真的很累，我也想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我老公不行。我给他买名牌衣服，买名牌手表和包。他去参加朋友聚会从来都不带我，我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这样怎么带得出去？我想着累就累点，吃亏就吃点，谁叫我是这个样子呢？（HXM，F，20150725，CQ）

他者对于工伤女工“正常”身体的反馈的确促使她们建立起“独立、能干的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但是她们仍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所处的“第二性”角色，即不管她们在性别以外的领域如何出类拔萃，仍然因为无法获得作为一个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而感到歉疚，表现在对丈夫的忍气吞声，加倍地讨好家庭成员，承担大量的家庭劳动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