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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与历史书中描述的常常相反，广州地方当局相当认真地监控腐败和走私，以弥补贸易过程中的缺失。贯穿整个广州体制时代，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便更好地控制外国人和下层管理人员。官印船在广州与黄埔之间的往返被更加严格地管制；海关系统定期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也能够对其他类似情况起到震慑作用。进出口的平衡为官员提供了标准，这样他们可以确保征收到所有税费。其中一部分措施成功地遏制了走私活动并保护了国库的税收。
粤海关监督协助外国人，帮助他们从中国人手里讨债。西方大贸易公司耐心等待债务的偿还，它们在追回债务方面相当成功。外国散商比大公司的手段要少，但他们有其他方法来强行讨债。除了向粤海关监督投诉外，西方人可以通过强占违约者的商馆和商品，以此威胁当局，这会立即引起当局的关注。
但是，中国行商向外国人讨债的手段则要少得多。每个商人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谈判技巧，因为当局有很多办法敲诈私人资金，结果行商财富被缓慢而持续地侵蚀。有关当局一直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充分解决行商缺乏安全保障的办法。
采取其他措施会导致多种后果。要求所有外国人搭乘特定和受监控的舢舨，通过西江水道往返于澳门，使粤海关监督能够更清楚外国人的人数及其所在位置。这一措施无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随着来华的外国人人数从几百上升到几千甚至几万给清朝官员造成的恐惧。西江收取的通关费肯定也有助于粤海关的行政经费，不过这是以增加内部腐败为代价。
其他缺陷可能因不太明显而被忽视，直到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削弱了广州体制才会被察觉。港口费贯穿广州体制时期，明显对小型船只不利。港口费的计算结果并不能代表实际载货量，规礼是固定的，对小型商贩而言则非常昂贵。散商利益在1834年成为主导力量以后，他们非常渴望结束这种不利局面并开放贸易。如果清政府早些解决了这些问题，还能够起到安抚散商的作用，或许可以使事态的发展改变方向。
与此同时，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外国军事能力大大增强。广州的外国人群体发生了一场信息革命，迅速改变了广州国际贸易的结构，但清朝方面完全没有注意到。粤海关和广东水师收集到的那些细微信息，不能让他们准确预测到潜在的威胁。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粤海关管理的内部结构以及其遭到腐蚀的原因，我们必须关注走私的影响。下一章讨论将转向珠江三角洲违禁品贸易的扩张，以分析违禁品贸易在决定贸易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