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不列颠诸岛文学比较

标准化的英语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阶级方言，它不受人们地域口音的影响，未来的英国国王是其范例。因此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以及爱尔兰人在情感上对英语的强烈抵触也就不足为奇了。
爱尔兰曾经有十分兴盛的口头诗歌（吟游）传统。在中世纪黑暗年代，学者和贵族都纷纷涌入爱尔兰，加入其中的学校。除了基督教传统，爱尔兰吟游传统里还保存了大量神话，威尔士亦是如此。但在盎格鲁诺曼入侵后，爱尔兰的文化生活和教育机构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持续性战争。四个世纪后，不列颠群岛上文学创作的相对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因长时间内战影响文艺复兴在英格兰兴起的时间要远迟欧洲大陆其他地方。16世纪颁布的伊莉莎白法案表明如果爱尔兰歌谣和韵诗有颠覆性，创作者将会受到惩罚。但苏格兰的文艺复兴却和欧洲其他国家发展同步，15世纪下半叶是发展辉煌时期。
153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政治上取得统一，威尔士法律被废除，伦敦的议会对威尔士全权负责。游吟诗人传统已开始消亡，政治的统一加快了这一步伐。然而，正如托马斯·帕里（Thomas Parry）在他的威尔士文学史开山之作中所说，政治统一和新教改革的结合大大推动了威尔士散文创作的发展。此种发展常常发生在文化转型时期，与翻译息息相关。
英语以及英格兰文学的霸主地位是在近代才形成的，这与17世纪末和18世纪商业阶层的兴起以及海外殖民扩张的时间相一致；其次，英语对不列颠群岛凯尔特文化的侵入是通过一种有意识的语言歧视策略进行的，以此抑制那些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语言——这些语言被视作抵抗与反对英国统治的标志；此外，由于受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继成功的激励，民族复兴思想在19世纪的欧洲散播开来，这也影响了来自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地区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激发了人们振兴凯尔特语和凯尔特传统的兴趣。

然而，在是否需要使用统一的民族语言这个问题上，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这与捷克语复兴不同），因为对凯尔特语的镇压导致只有农民才会说威尔士语、盖尔语或爱尔兰语，知识分子阶层使用的是各式各样的英语。这也就意味着，在19世纪的民俗运动中，尽管人们有意去寻求会说母语的人群，以期他们能继承悠久的游吟诗人传统，但大部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政治学者却是用英语写作的。
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1904一1967）首先探讨了民族神话对于作家创作的价值，以及日常生活经历和民族神话构建之间的鸿沟。“沁孤（Synge）是爱尔兰的声音吗？”他问道，“真的有哪一种声音可以代表爱尔兰吗？”在质疑民族神话意义的同时，他还详述了他的地域主义（Parochialism）和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理论；这一区分为理解不列颠群岛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地域主义和地方主义是相对立的。地方主义者没有自我的主见，不相信眼中所见的事实，除非他们听到他们唯马首是瞻的大都市传来的声音。这种情况存在于各种情形之中。地域主义者在思想上丝毫不怀疑自身所处地区的社会和艺术的价值…在爱尔兰，我们极易成为一名地方主义者而不是地域主义者，因为后者需要足够的勇气。即使拥有了这种勇气，成为了一名地域主义者，我们也极易出错，极易迎合海峡对岸的地域主义。时下，我们有两个伟大的地域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乔治·莫尔（George Moore）。他们没有解释什么，公众要么走近他们，要么继续待在黑暗的状态中。地域主义具有普遍性，关乎本源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