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之胥吏

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须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胥吏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人油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
“胥吏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曝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令）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胥吏）；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果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