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

在中国长期的帝制历史上，没有哪个根本性问题比之什么是统治乡村地区的适当方式引起过更为激烈的争辩了。国家利益和地方社区利益应当如何保持平衡？各种自然产生的社区性组织（如宗族、地方宗教、村中长者等等），是否是维持社会秩序并促进国家昌盛的最好手段？有没有必要动用受到政府监督的保甲体系，或应当借助于某种更为分散的体系？如何才能使地方精英的权力“社会化”，从而使之与国家的目标并行不悖？到了19世纪，由于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压力，经济的动荡不安，以及平民百姓中暗暗积累的骚动情绪，使得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了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