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造物者到男性造物者

在汉语中，“神”这一重要概念原义为“引出万物者”。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引出万物”这一古老含义彻底消失，在中国神话中——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程度“毫不逊色”——母神最终成为一个从属的角色，男神的伴侣，或者她自己变成一个男性形象。不过，她早期独立的痕迹还可以在古代的各种典籍中搜寻到。
在故事中，繁殖——通过生育创造生命——被转化成制造：通过语言或某种姿势从一无所有中创造，或者通过创造性的手工劳动从材料中创造。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进行创造的男性天神从早期的母神或大地女神手中接过了其繁殖能力。以前这一切全由她自己进行，现在她的能力减弱了，有时甚至被要求把自己缩小：大地对于天空来说太大了，天空无法把大地纳入双臂。“虽然你是我的妻子，”他说，“但是你比我还要大。我怎么能容纳你呢？把你自己变小一点。”大地遵照了他的要求。由于她的收缩，山峰和溪谷形成了。大地变小了，于是天空可以带着爱靠近她。在他们交媾的过程中，所有的草、树，以及其他一切生命形成了。[印度赫鲁索人（Hrusso）]
大地母亲必须为代表天空的万能父神让路，这一观念广泛传播开来。在人类的世界，小的仰望大的，年轻的必须尊重年长的，弱小的必须向健壮的或强大的折腰。今天，当需要娶妻时，大多数男人仍固守此理，有意识或下意识地遵循传统谚语的告诫。这些谚语警告男人，在追求女性时要寻找一个在地位、年龄、教育等方面弱于他的女人，简而言之，一个不及他——她的（未来）丈夫——聪明的人。在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前是（现在依旧是）一句众所周知的俗语。
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是女人发明了早期农业。当时，女人的任务是搜集种子、果实和禽类的蛋，男人的任务则是狩猎。她们注意到种子和植物块茎的某些部分撒到地上会自己发芽、成熟，于是开始在自己居住的洞穴和棚屋周围播撒种子和种植根茎类蔬菜。在播种和收获谷物之外，烤制面包、烧制仪式用或家用陶罐、织染布料和使用草药的技能，也被归功于女人，她们在彼此间互相口头传授这些技能。[插图]得益于农业，人类获得了对自身处境的新的洞察力。正如狩猎一直被看作一项神圣的活动，农耕也一直被宗教仪式围绕。心怀宗教式敬畏的人们注视着大地中隐藏的力量，这力量容纳和孕育一切生命——植物、动物和人类，如同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子宫。大多数农业活动肯定都曾围绕着或被归因于某位女神的特定力量，农业活动的完成则通常伴随着宗教式的敬畏和对祭祀之必要性的信仰。大地作为滋养生命的母亲，被认为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并且融合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秩序。
神明、人类、动物和植物是同属于自然的不同部分，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为了保证丰收而举行祭祀，通常第一批谷物被竖直放置在田里，第一批果实被留在树上——这是一种归还的姿态。出于某种整体观，动物和人都可以被献祭，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神圣的能量得以循环。人类的性行为被越来越多地和使大地肥沃的神圣力量联系在一起。在新石器时代的神话中，收成被视为神婚的果实，雨被认为是天空和大地的性结合形式。大地是女性，来自天空的雨滴是男性的种子。在某些文化中，人们在种植庄稼时会进行仪式性的性行为。人们坚信死亡和复活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由此推断：在永恒的循环中，如果不为祭祀流血，就会发生不可挽回的灾难。这一推断导致了戏剧性的后果——母神虽然仍被认为慷慨而富有爱心，却也开始被认为会向她的孩子索取供奉，并因此成为任性多变甚至冷酷无情的角色。
恰塔霍裕克出土，藏于安卡拉博物馆，公元前6000年—前5500年狩猎是男性主导的活动，但是猎神往往是女性，农神本来也是女性。阿耳忒弥斯是动物的主宰和生命之源。猎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以保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能够活下去。在他们的理解中，女人是生命之源，是保证族群延续的人，而男人是可以被替换的。[插图]安纳托利亚的伟大女神库伯勒，常常被描绘为膝上有一只狮子或者乘坐狮子和豹子拉着的战车的女神形象。这让我们想起在恰塔霍裕克发现的、远早于此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头浮雕，女神两腿之间还有一个新生儿。
由于阿提斯的传说，所有侍奉库伯勒的祭司都是阉人。在罗马，他们被称为“加利”（Galli），穿着女人的服装，“多数是黄色的，戴一种缠头巾，佩戴着挂饰和耳饰，留着漂成浅色的长发，化很浓的妆”[插图]。春天，他们举办狂欢，庆祝“鲜血之日”，以此纪念阿提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5世纪末，即西罗马帝国末期，对此类有一个儿子/爱人的女神的狂热崇拜在当地的很多信徒中非常普遍。和其他伟大的女神一样，库伯勒掌管生育和死亡，同样保护难以驾驭的自然和动物。对于作家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9—约公元前55）来说，“伟大的母神”（Magna Mater，即库伯勒）则标志着“世界的秩序”。她的形象象征着大地。她是一切的母亲，为她拉战车的、套着轭的狮子象征有责任服从父母的后代。她自己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她得以从根本上和她的创造物区分开，并完全独立于他们。[插图]渐渐地，神话开始被暴力渗透：信徒们认为女神虽然会为他们提供食物，但如果不向女神献祭，就不会有收成。用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的话说，这些女神的配偶“在他们和谷物活下去前，就被撕开，被残忍地改变形状，被杀死”[插图]。
不知不觉地，强大的、富有爱心的女神变得自私自利、苛求无度，需要无休止地杀死男人和动物作为祭品。这种形象符合女人是生命之源、男人只是用完即弃的物品这一观念。由于惶恐地相信女神会杀死不遵照命令提供祭品的追随者，苛求无度、难以相处、有仇必报等词语变得比充满母爱更加适用于这位女神。这无疑激发了（后面我们将讲到的）男人窃取女人的秘密这类故事。
女人发明农业后，开始在家的周围种植粮食。由于女人越来越有能力满足日常生活中对食物的普遍需求，她们的威望也在提升，尤其是当打猎的男人空着手回家的时候——这一局面无疑会导致各种紧张关系。在一些地方，女性开始拥有主导社会活动的能力和地位，男人则发展出一个秘密社会，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以便与女人相抗衡。在三大洲的赤道附近地区，这种紧张状态带来了不和谐，并激发了男人通过窃取女人的秘密来夺取权力的神话故事灵感。（更多内容见第9章）简而言之，母神原本被塑造为无须男性介入，可以自主诞育生命的形象，但这一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发展为一种性合作的形式：在大地能够孕育任何事物之前，天空必须先撒下他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最后，能够独自孕育的大地母亲从画面中逐渐消失，创造生命完全变成她的配偶神的职责，或者被没有女性配偶的、可以独立创造的男性天神接手。
在早期的图案和神话中可以看到，女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女蛇神到女海神、女月神、处女神和用黏土制造人类的女神，这些图案和神话通过多种形式崇拜女性的繁殖力（fertility）。解开生命奥秘的那把最初的钥匙是女性特质，它早于男性造物者通过自渎独立创造生命或者借由其他（先于）创造的行为创造生命。起初，大地母亲具有上升为至高无上女神的一切潜力，但是她与男性天神的婚姻成了玻璃天花板，阻碍了她的“事业”。随着社会发展，这块天花板变得越来越难以穿透。后来，男性发明了犁，并且成功驯化了牛和其他动物来帮助人类耕地，这使得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贡献趋于平衡：从经济上说，男性发明的耕作农业优于过去女性发明的传统农业，因为耕作农业的收成更为可观。于是，更多的人寿命延长，更多的孩子出生，小村庄发展成为大村庄。[插图]
大约在公元前4万年，人们开始建造城市，加固的城墙使人们感觉更加安全。男性不断增长的自信心激发了新的神话灵感，在新的神话中，原本属于女神的创造性角色，被转交给了男神和最初的男性祖先：这些故事成为新的黏合剂，将社会以新的方式团结在一起。生命的创造在每个社会中都依旧是重要的主题，但故事的主旨变了，对创造生命的描绘也随之发生了显著改变。
天神决定用禽类的血肉和骨骼创造最早的十个男人，然后再创造十个女人。他刚开始创造女人，材料就已经用完了，因此必须改用黏土。结果创造出的女人没有力量，太过柔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天神于是在她们的身体中注入力量。然而，女人变得太过强壮，以至于男人不是她们的对手。鉴于这种情况太不合适，天神又将她们的力量收回了一半。（中国鄂伦春族）
《圣经》第一章中，上帝模拟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最初的人类，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伴侣。在这个故事的下一部分（《创世记》二），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对此，最流行的翻译和阐释认为夏娃最终成为一个对男人亚当“有帮助的合适的部分”。这一点迫切然而错误地“证明”了夏娃的低劣性。这一低劣性自动落到之后的所有女人头上，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性别等级实践提供辩护。此外，一些研究者曾说对“肋骨”一词的翻译在这一语境中是错误的。用来制造夏娃的骨头不是肋骨，而是阴茎骨（baculum）。一部分动物（如狮子、黑猩猩和大猩猩）的阴茎里还有这个部分。为了制造夏娃，亚当必须献祭这根骨头，所以男人只能（一直）在没有这根小小支柱的帮助下行动。[插图]
在现今的伊斯兰教故事中，女人的角色依然被与肋骨联系起来，因为女性的祖先夏娃被认为是由肋骨造出来的。因此，男人们必须学习接受女性的“扭曲”：女人总有一些歪理和不合理的举动，只因她们来自弯曲的肋骨。简而言之，女人们对此无能为力，男人们则必须试着利用这一点。正如受人尊重的伊斯兰学者布哈里（Bukhari，810—870）一条经常被引用的评论：女人就像肋骨……如果你想掰直她，她就会折断；但如果你想从她那里获益，你可以做到，尽管她是扭曲的。
在《圣经》的创世故事中，生命创造者的角色归天父所有，然而渐渐地，那些广泛流传的视觉图像清晰地指出：第一个女性生命夏娃来自第一个男性的身体，并需要为人类的道德负责。[插图]在起源故事这座建筑里，缓慢而确定无疑地，大地母亲的房间被拆解，被重建为一个新的空间。在这个新的空间里，男神逐渐接手了她创造生命的工作。窃夺女性在创造后代的过程中所承担的工作，这一需求必定一度相当急迫。或者如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被遗忘的语言》（The Forgotten Language）中所说的、贯穿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一段话：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假设，在父权统治尚未建立前，许多男性心中都有一种“怀孕嫉妒”，这一点即使在今日也可找出许多实例。为了打败母亲，男性必须证明他并不低下无能，他也有生产的天赋。由于他无法凭借子宫生产，他就必须以另一方法生产；他以嘴巴、语言、思想来生产、创造。[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