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小卒

柯蒂斯感到身心俱疲的原因之一是，他很难理解发生恶劣的虐待行为时应由谁承担责任、谁免于责罚。刚开始在夏洛特惩教所工作时，他认为从事不当行为的看守将被开除。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坏家伙’尽人皆知，他们作为惩戒人员的日子屈指可数了。”随着经验的增加，他开始意识到，残忍行为通常都会被原谅，而且经常能得到奖励。例如，将漂白剂泼在囚犯脸上的看守没有受到纪律处分，反而被提升为警佐。柯蒂斯在日记中沮丧地指出：“掩盖真相、虚假陈述、胁迫和公然撒谎似乎是这个行业的风气。”
2012年，在狱中工作了八年后，柯蒂斯受工会聘请，代表各个监狱被指控涉嫌违法违纪的看守出席聆讯，其间的所见所闻使他更加愤世嫉俗。的确有行为不当的看守，但更常见的是，受指控者是被挑出来的替罪羊，为了转移对上级的指责，而所谓的上级是负责管理监狱系统并保护对他们忠诚的人的“老好人”。柯蒂斯告诉我，受到纪律处分或降职的“总是级别最低的人”，而且往往是值班人员中最有道德的异类。
与其他地方一样，在监狱里干脏活的人还履行了另一项重要的职能：为他们在其中根本没什么权力的非人道体制承担责任，从而转移公众对更具影响力的社会行动者的关注。其他行动者不仅包括他们的上级，还包括法官、检察官和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的民选官员。戴德等地的惩戒机构中的看守，只不过是美国社会的代理人，这个社会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监狱系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轮流领导下，监狱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扩张速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整体水平。
废奴主义者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指出，奴隶贸易的污名主要落在“无名小卒”的肩上，他们从事的“低贱的苦力”使这一职业臭名昭著。最成功的大奴隶贩子反倒没有遭受这样的辱骂。历史学家沃尔特·约翰逊在其研究新奥尔良奴隶市场的巨著《将心比心》中评论道：“在奴隶贸易中取得成功的人显然没有蒙受污名。”并非巧合的是，经营最大贸易公司的有钱人往往将大部分实际工作外包给流动的底层工人，以确保自己在更有教养的人面前可以与奴隶们保持距离。一位成功的商人在被问及一名以他的名义被贩卖的奴隶时说：“看到那些先生了吧，我与此毫无关系。”但他只字不提这些“出卖灵魂”的家伙正是为他工作的。
在纽约，第一波疫情造成的损失尤为惨重，市民每天晚上都站在门廊和阳台上，向努力救治如潮水般涌入的新冠患者的医疗人员致敬。在为患者提供呼吸机、缓解病情的过程中，许多医务人员自己也感染了，这进一步增加了公众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但没有人为惩戒人员鼓掌，而他们面临的感染风险同样严重。美国监狱人满为患、卫生条件恶劣，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监狱里的人——无论是服刑的囚犯还是看守——的健康和福利缺乏关注。仅在纽约市，就有1200多名狱警检测出阳性，13名监狱工作人员在大流行初期死亡。一些狱警后来抱怨说，即便新冠症状尚未好转，他们仍然被迫重返工作岗位。其他狱警则声称，主管极力劝阻他们戴口罩，而这一现象不仅限于纽约。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守望报》采访了四所不同监狱的狱警，他们自备口罩前来工作，但遭到了上级的斥责。“马歇尔项目”发布的一份关于联邦监狱系统的报告揭露了多起案例，其中工作人员声称他们缺乏防护装备，甚至在接触病毒后仍被迫继续工作。
在2020年，就有近十万名惩戒人员检测出阳性，170人死亡。失去生命的狱警与其他一线工作的伤亡者很类似。比如昆西·辛普森，一名来自皇后区的非裔美国人，在里克斯岛监狱的警卫室值班后出现咳嗽等症状，他不知道自己接替的看守是新冠感染者。辛普森没有手套或口罩，很快就出现了呼吸道疾病。此后不久，他便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六岁的幼子。
狱警们没有因为坚守岗位而获得掌声，可能是因为疫情开始时，公众对他们工作的人满为患的暴力设施的态度已经转变。在经过了几十年支持惩罚性法律和严厉的判刑政策之后，美国许多地区的人开始接受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2019年，纽约市议会批准了到2026年关闭里克斯岛监狱的计划，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更人道地对待囚犯是公共优先事项，大流行期间检察官和民选官员的工作显然没有体现这一点。截至2020年6月，全美规模最大的五次新冠疫情全部暴发在监狱内部。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鲍比成了一名狱警。他回答说，自己需要一份工作，虽然狱警的薪水很低，但好在有其他福利。较高的工资通常意味着没有福利，而鲍比需要养家糊口。鲍比总结他的就业选择时说：“要么有福利但没有工资，要么有工资但没有福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工厂工人们经常能鱼与熊掌兼得，享受体面的工资和优厚的福利。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鲍比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放弃了自尊，接受了他能得到的这份危险、低声望的工作，最终以尊严尽失收场。
又有哪里的监狱看守不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在《监狱世界》这本关于法国监狱系统的民族志研究中指出，许多狱警对自己的谋生方式非常尴尬，以至于避而不谈。一名看守说：“我从不告诉任何人我的工作……这太丢脸了。”另一名坦白称：“我没告诉朋友。”法桑调查发现，大多数看守都来自外省的小镇和工人阶级家庭。许多人认为自己的职业赶不上警察，而警察认为他们是“半吊子”。法桑还发现，看守们非但不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反而觉得“被工作的环境玷污了”。12］换言之，与佛罗里达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的同行一样，尽管看守们的工作环境反映了公众的意愿和优先事项，但他们觉得自己从事的是有辱人格和道德败坏的脏活（另一项关于法国狱警的研究问道：“为什么惩戒人员的形象如此负面，而他所做的只是履行社会赋予他的任务。”l研究表明答案可以追溯到“心理移置过程”，即法国社会对监狱恶劣条件的“罪恶感”（bad conscience）被投射到狱警的形象之上）。
这种感觉虽然普遍存在，但并非不可避免。2015年，记者杰西卡·本科实地参观了挪威最高安全级别的哈尔登·冯塞尔监狱。该监狱位于松树和蓝莓灌木丛的田园风光中，总计关押着251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被判暴力犯罪。但哈尔登的管理者允许他们住在带家具的房间里，门上没有门门。哈尔登监狱的囚犯被鼓励参加课程，并获允在没有监控摄像机的情况下四处走动，这种理念被称为“动态安全”，旨在通过信任和社会互动而非胁迫和控制来减少暴力。哈尔登只有一间隔离牢房，专门为不守规矩的人保留，配备了一把从未使用过的约束椅。怀疑的人可能会指出，事实上，这种监狱的运行成本比美国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还要高，况且更人性化的监狱是否能成功降低犯罪率尚无定论。但降低累犯率并不是唯一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创建一个让挪威人引以为豪的机构，哈尔登的员工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我有一份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典狱长告诉本科，他的手下很喜欢他们的工作，并希望在监狱里干一辈子。正如评论所言，改变美国监狱的残酷环境不仅关系到被监禁者的尊严，也关乎员工的尊严，需要让他们不必使用恐惧和威胁来强化自己的权威，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工作环境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