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基础工人

埃弗里特·休斯极力认为，干脏活的工人充当了“我
们的代理人”，在众多公民默许下执行了令人讨厌的任务，却被这些所谓的“好人”疏远和蔑视。20世纪70年代美
国各州关闭精神病院后，监狱和看守所实际上成了美国的精神卫生机构，而监狱中担任狱警的工作人员就是干脏活的人。“9·11事件”后，公众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对战争愈发漠不关心，而无人机操作员代表他们执行定点暗杀行动。正如休斯在其文章中描述的例子一样，在上述两个事例中，干脏活的人都是受国家委托履行其职责的。他们的雇主是公众，这突出了一个事实，即他们不是流氓行为者（rogue actor），而是政治体的代理人。
但美国和所有现代社会一样，公民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受益于分配给其他人的脏活：不是充当雇主，而是消费其生产的产品。
Dirty workers acted as “agents for the rest of us,” Everett Hughes averred, carrying out unsavory tasks that many citizens tacitly condoned even as they distanced themselves from (and looked down on) the people who performed them. This was true of the guards who staffed the jails and prisons that served as America’s de facto mental health asylums after states closed their psychiatric hospitals in the 1970s. It was true of drone operators who conducted targeted assassinations on behalf of an increasingly distracted and apathetic public after 9/11. In both of these cases—as in all of the examples that Hughes described in his essay—the people who did the dirty work were commissioned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by the state. Their employer was the public, which underscore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not rogue actors but agents of the body politic.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n all modern societies, there is another way that citizens can support—and benefit from—dirty work that is allotted to others: not by serving as their employers, but by consuming the products they make.
这些数据显示，美国人想要的是大量消费的廉价肉品，这也是桑德森和泰森等公司的屠宰场生产线运转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需要让每小时投入的每一美元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屠宰行业的发言人声称，高效生产让每个人都受益匪浅，使肉价保持在可承受的水平，使每个家庭都能够购买他们想要的数量。但正如作家迈克尔·波伦指出的，美国肉类的廉价掩盖了一系列隐性成本：对环境的影响（养牛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之一，也是造成森林砍伐和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心脏病的风险更高，由于过度使用抗生素，耐药感染的风险加大）；对动物的影响，如果能目睹美国工厂化农场和工业化屠宰场发生的一切，即使是坚定的肉食者也会承认这点。波伦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杂食者的两难》中评论道：“没有哪个国家如此残酷且密集地饲养与宰杀牲畜。历史上也没有哪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会离牲畜这么远。”
这种距离既是物理上的，也是美学上的。超市出售的牛排和鸡腿均使用了无菌、无味的包装，掩盖了屠宰体系的残酷性。这些包装里的食物，如肉馅饼、沾满面包屑的炸肉块，与肉类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使人们很容易忘记为了生产这些半成品有动物遭到宰杀。希望隐瞒这一点的想法，对诺贝特·埃利亚斯来说并不陌生。他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特别以屠宰牲畜为例，说明“令人难堪的事件”是如何被隐藏的。埃利亚斯指出，“在中世纪的上流社会里，经常把整头牲畜，或者一头牲畜的大部分端上餐桌。不仅仅是整条整条的鱼，整只整只的家禽和鸟——其中有的还带着羽毛——而且，还会有整只的兔子、羊羔和四分之一的小牛出现在餐桌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规范让位给“另一种水准，即尽量避免想到肉肴是用屠宰了的牲畜烹调而成的。我们绝大部分肉肴中，通过切割和烹调的艺术隐去或改变了牲畜的形状，以致人们在食用的时候几乎不会再想到它们的原貌”。
埃利亚斯继续说道：“切肉曾经是上流社会社交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后人们便慢慢觉得，观看切肉是一桩令人难堪的事情。切肉本身并没有被取消，因为要吃肉就必须把牲畜切开，但这种变得令人难堪的事情，或把它‘置于幕后’的做法，很能说明被我们称作‘文明’的整个过程的特性。从在餐桌上分割大块的或整只的牲畜，到因不愿看到死的牲畜而引起的难堪界限的前移，以及在幕后的专门地方来分割牲畜，这一发展便是典型的文明的发展。”2］
在21世纪的美国，吃肉就是站在这条文明发展曲线的最高点，安全地远离屠宰场工人每天遭遇的令人厌恶的景象，甚至不允许消费者在电视上看到。
政治学家蒂莫西·帕希拉特将工业化屠宰场描述为 “禁区”（zone of confinement），“普通社会成员无法涉足”的孤立、暴力之地（他从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那里借用了这个术语）。［4］
从上述对话来看，像“善待动物组织”这样的团体没有错，他们认为在屠宰场工作会灌输对苦难的冷漠，会助长残忍和施虐的倾向。但是，谁对这种残忍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是那些击晕和杀害动物的工人（“善待动物组织”的一些积极分子主张以刑事重罪指控他们），还是那些吃肉从不考虑成本的消费者？帕希拉特辞去生牛屠宰场的工作后，与一位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她充满激情、无比自信地坚持认为，屠宰工人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实施了杀死动物的具体行为。”帕希拉特则持相反观点，他向朋友明确表示：“那些与屠宰现场保持距离的受益者，将这项可怕的工作委托给他人却推卸责任，他们才需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在屠宰场这样的环境中，干脏活的都是社会上机会最少 的人。”